上色老照片：毛岸英妻子、瘦得只剩骨架集中营战俘、台湾受降典礼

这些照片没有声音，却比文字更鲜活地说着 “从前”，被一一封存在方寸之间，等着多年后的我们，轻轻翻开，就能触到时光里的温柔与力量。

这张照片的主角是刘思齐，虽未施粉黛、未佩饰物，却难掩天生丽质。她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妻子，革命烈士刘谦初与张文秋的女儿。

照片中，她身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大衣，简约而不失优雅。她站在一处带有栏杆的户外场景，环境显得宁静自然。她的笑容温和亲切，展现出一种温婉大方的气质。这张照片据说它是毛岸英生前最喜欢的一张刘思齐的照片，在朝鲜战场时也带在身边。

这张拍摄于1937年上海街头的老照片，生动定格了旧上海的繁华与风情。画面中，两位身着旗袍的女士正结伴过马路，其中一位穿着黑色旗袍，另一位则是带有花纹的旗袍，她们的服饰剪裁精致，尽显民国女性的优雅风韵。

街道上，两辆复古汽车车身的金属质感与复古设计，彰显着当时上海的摩登气息。周围还聚集着不少行人，有穿着传统服饰的，也有西式装扮的，各色建筑林立，烟火气与时尚感交融，完整呈现出1937年上海街头的热闹与多元，是旧上海都市风貌的鲜活缩影。

1945年的德国诺德豪森，硝烟尚未完全散尽的集中营里，二等兵李·戴维斯的身影闯入了一片死寂。他发现一名囚犯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虚弱到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唯有眼睛偶尔的眨动，证明他还残存着一丝生命气息。

戴维斯从自己的配给中取出一块巧克力，小心翼翼地将它送进男人的嘴里。那男人瞬间落下泪来，虚弱得无法咀嚼，却紧紧“抓”着这份甜意，仿佛握住了稀世黄金。“他已经好几周没说过话了，”旁边的士兵轻声说道，“可刚才，他用英语低声说了句‘谢谢’。”

那个夜晚，戴维斯整晚都守在他身边。奇迹般地，这名囚犯活了下来。此后许多年里，他一次次给戴维斯写信，在信中，他称戴维斯是“把味道带回世界的人”——是那一块巧克力，让他在绝望的废墟里，重新尝到了人性的甜与生命的光。

这张照片中的人物是詹天佑，他是中国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他在照片中佩戴的是二等宝光嘉禾勋章，这是北洋政府于 1912 年设立的荣誉勋章，詹天佑因铁路事业的卓越贡献，成为首批获此勋章的科技专家之一。

照片上的题字显示，这是中华民国二年元旦日（1913年1月1日），詹天佑谨赠给“桂莘总长”的照片。“桂莘”指的是叶恭绰，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他与詹天佑在铁路事业上深度协作，不仅参与京张铁路的相关事务，还推动了交通大学的创办（1921年），为中国铁路与交通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台北公会堂，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中国受降主官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日方代表是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据记载，安藤利吉在签署受领证时“颤抖执笔，不敢犹豫”，其余日方代表“惨白着脸，低埋头颅”，尽显战败者的狼狈。

陈仪当场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典礼结束后，台湾全省沸腾。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彩灯”，街头舞狮戏龙、锣鼓喧天，民众甚至摆出祖先牌位祭拜，以最传统的方式庆祝回归。正如台湾学者戚嘉林所言，日本推行的“皇民化运动”在这一天“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这张照片定格于抗战时期的后方，记录了蒋夫人发放年终礼物的温情场景。画面中，右起的宋身着传统旗袍，面带温和笑意，正与英文秘书陈纯廉交接礼物；中间的侍卫长俞济时身着军装，神情专注地注视着桌上码放整齐的礼物堆。

1936年上海，一张全家福定格了一位纱厂老板的“得意人生”，照相馆内布景考究，左侧是绘有花卉的玻璃屏风与插满鲜花的花瓶，背景幕布仿造欧式庭院景致，地毯的花纹精致繁复。

画面中，男主人身着笔挺的西装，坐姿舒展，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洋洋得意；身旁两位太太风格迥异，一位穿着绣工精美的传统旗袍，卷发精致，另一位则身着带有日式风格的服饰，妆容典雅；五个孩子更是个个光鲜，最小的孩童坐在中央，穿着可爱的针织套装，眼神懵懂却也被精心打扮。

1919年的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美国记者福尔曼从西安辗转至川西时，与一位川西道教长者相遇，一处道教宫观的石阶旁，镜头中央，那位长须道长嘴角斜叼着一支长烟袋，目光平和地望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