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媒体爆出的一则旧闻再次引发了广泛讨论:富豪圈里的特朗普与爱泼斯坦据传曾打赌追求离婚后的戴安娜,看谁能与她“春风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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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极度炸裂的消息曝光后,舆论并未把矛头引向始作俑者,反而再次偏向了已逝的戴安娜。不少人开始用“愚蠢”“天真”来定义她在这场风波中成为猎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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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近三十年后,戴安娜为何仍难逃“咎由自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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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需要回到那些决定她命运的时刻,听听当时的人们究竟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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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戴安娜在BBC那场著名的访谈中说出:“这段婚姻里有三个人,所以有点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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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三十年来,一直被人引用为她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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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采访本身,却是在不公的前提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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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一项独立的调查证实,记者马丁·巴希尔使用了“手段”才获得了采访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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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相大白,王室尊严扫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随后写信,正式要求查尔斯与戴安娜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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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你看人家夏琳,同样是老公出轨,为什么王后位置稳稳当当?”“是查尔斯和卡米拉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活在戴安娜的阴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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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两极分化。
但查尔斯早前与卡米拉的私密录音中被披露的态度,或许更能说明戴安娜在婚姻中的窒息感。查尔斯曾对卡米拉说:“我最大的成就就是爱上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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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戴安娜在私人录音中的自白则充满了无助:“我只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产品,他们希望我符合规格……我就像一个时代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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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的这种所谓“天真”与不安全感,与她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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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回忆:“他们(父母亲)从没说过爱我,没有拥抱,只有礼节性的亲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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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感匮乏在她嫁入王室后并未得到弥补,反而被放大。
她的形象设计师曾观察到:“她就像一个渴望被爱的小女孩,但那个体系(王室)里没有人懂得如何给予她所需要的那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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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关系成为公开的秘密,戴安娜也开始与不同领域的男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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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行为被一些人视为“不应该”,但她的支持者,包括她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莫顿则写道:“她是在绝望地寻找一个能让她感觉自己被看见、被珍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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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私人秘书帕特里克·杰弗森也曾公允地评价:“她犯过错误,但她情感上的渴望,根源在于她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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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情感上的不设防,确实让她成为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目标。关于“戴安娜与爱泼斯坦会面”的传闻虽无实据,但爱泼斯坦确实曾试图利用她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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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朗普当年每天空运玫瑰到肯辛顿宫的举动,被戴安娜私下向朋友形容为“极具压迫感,令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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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追求者,《每日邮报》的一位编辑当年点明了本质:“对他们那个圈子而言,戴安娜是终极奖杯。征服她意味着你在社交丛林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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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的悲剧是一场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然而,在许多事后评论中,她的离世却被简单归因为“愚蠢”和“恋爱脑”。
对此,曾深度采访她的记者蒂娜·布朗曾一针见血地反驳:“他们总说戴安娜‘精神不稳定’,但把一个被逼入绝境的人的反应称之为‘疯狂’,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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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学业不佳,不擅与学者对话的传闻也许不假。但她从未放弃过自我提升的努力。在扮演王妃的那些年里,她多数时候是完全称职的,且深受英国民众爱戴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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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这世上本没有完美的受害者。当戴安娜的每一个选择都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而某些男性的不当行为却被轻描淡写时,这种评判标准本身是否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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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自己或许给出了最好的回应,她曾说:“我希望成为一个人民的王妃,一个有着温度的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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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确实这么做了,在探访艾滋病人时,她勇敢地摘下手套与病人握手,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同情。这份对“真实”与“爱”的执着追求,是她的力量之源,也可能是在复杂世道中让她陷入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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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评判戴安娜的每一个选择,而是去倾听她的声音,审视造就这场悲剧的更大环境时,或许才能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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