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万里要求任仲夷管管广州的奢靡之风，任：这些小事随他吧

今天说说上世纪80年代，任仲夷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高瞻远瞩、引领风骚的一些故事。

1981年，香港歌星罗文第一次来广州演出。

那时的舞台规矩严得很：歌手站定，话筒固定，举手投足都得像念稿。表演不像歌唱，更像宣讲。可罗文不同。他登上舞台，亮片衣襟闪动，灯光一照，音乐响起，人就像活过来似的。唱到兴处，他一手拔起话筒，一边唱一边跳，拖着电线绕场走，任袖摆飞扬。

观众一下子沸腾了。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演，拍手叫好、眼神发亮。可台下也有人脸色变了，这样的舞台姿态在当时算得上“出格”。

不久，报纸批评文章铺天盖地，帽子扣得严：“资产阶级腐朽风”“污染精神文明”……言辞激烈，似乎要把这股风硬生生压下。

舆论越闹越大，就在许多人不知所措时，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站了出来。他没有大声喝斥，也没有回避，而是淡淡一句：

“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该关心的是唱什么，而不是怎么唱。”

话很简单，却像一阵清风，把紧绷的空气吹散。广州的舞台，从那一刻起，开始有了真正的“演唱”。

其实，彼时的广州不止舞台热闹，街头更加五光十色。潮湿的晚风里，收音机里飘散着粤语情歌；理发店里电棒机嗡嗡响；人们穿起喇叭裤、亮色衣衫，脚踩坡跟鞋，女孩裙摆刚刚到膝上，男生的头发开始烫成蓬松卷。

这种变化在北方一些干部眼里难以接受。有人来调研，看见街上形形色色的新潮装扮，突然眼泪簌簌落下：“社会主义竟成这个样子！”还有一位老将军看着年轻人跳跃的步伐，忧心忡忡：“穿成这样，将来上战场怎么打仗？”

中央副总理万里来广东督工作时，也带着几分担忧：“仲夷，议论很大啊，还是收收吧。”

任仲夷却笑着说：

“留胡子算什么？马克思就是大胡子。喇叭裤？唐朝就穿得比这个宽。至于迪斯科，不就跳跳腿、摇摇胯？当年延安跳交谊舞，男女可是要牵手的。”

语气里带着广东人特有的幽默，话虽轻，却透着底气——时代变了，只要心不偏，就不用怕脚步新。

1983年，另一件事又把广州推到风口浪尖。香港实业家霍英东投资建成白天鹅宾馆——内地第一家真正意义的五星级酒店。

试营业那天，宾馆大门一开，广州人第一次见到大堂瀑布、银勺西餐、门童制服，还有厕所里整齐摆放的卷纸与牙签。这些本是普通的现代设施，可对不少市民而言太新鲜了。

有人把纸巾悄悄揣进衣兜，有人把牙签当精致纪念品，还有小伙子穿着带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节奏”，留下星点伤痕。宾馆只得贴告示：“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禁止铁掌钉皮鞋进入”，还在门口安排人帮忙卸鞋掌。

结果，这一举动引来不少批判：
“歧视国人！”
“搞资本主义的奢靡风！”
“像旧社会‘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舆论压力越来越大，霍英东心里七上八下：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时机未到？

犹豫之际，他决定向任仲夷发出请柬。请帖发出后有人劝任仲夷：“现在这种时候不能去，一顿饭的事，回头说您和资本家穿连裆裤。”

任仲夷听后哈哈大笑：

“连裆裤？我们跟香港是亲兄弟，还同喝一条河水！别人说什么是他们的事，广东要走自己的路。谁规定共产党干部不能进五星级宾馆？”

于是那天，任仲夷走进大厅，霍英东亲自迎接，两人谈笑如旧。外界镜头闪烁，他的举止从容大方。

那一刻，霍英东心里明白——自己押对了地方，中国真的要变了。

此后几年，广州像被潮水推着往前走。白天鹅的灯光亮起，过不久，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等星级宾馆相继落成，珠江新城还没动工，天字码头的夜色已经开始亮起来了。

1985年，国家公布首批五星级酒店名单，内地五家，广州独占四家。

人们常说，那几年广东像一艘船，浪再急，舵手稳。道理其实简单——

别人担心“变味”，任仲夷担心“不够变”。

他常说：“改革不是做给别人看，是做给老百姓过好日子的。”

罗文握话筒跳舞，年轻人烫头穿喇叭裤，白天鹅大门敞开迎客——这些看似生活小事，其实是一个社会从“被规定”走向“敢选择”的起点。

改变不在一夜之间，可转身就在那几年发生。

很多年后，广州夜色里依旧有人唱歌跳舞，宾馆门口再没人贴衣着要求，市民也不会因为一张纸巾惊讶。那些当年被争论的事，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就像从冬天走进春天，没人能说是哪一缕风让花开，等回头看，满城已经是绿。

任仲夷晚年说过一句话：

“时代潮流，不是靠喊口号推动，是靠一件一件小事堆出来的。”

而这些“小事”，就是一个地方敢不敢迈出去的脚步。

有人理直气壮坚持旧规，有人悄悄观察不敢表态，有人犹豫，有人担心，只有少数人敢说——“让生活自己走一走”。

最终，是那少数人的勇气，让多数人的未来变得宽敞。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观点与本文不一致是正常的。 大家要文明交流，互相赋能。 感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