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汉学家弗朗西斯科·郗仕：关于地理哲学的第一篇笔记

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的基础“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相关联。哲学使我们能够清晰而彻底地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问题。”

正如冯友兰一个世纪前所观察到的，古代中国国家与古代罗马国家之间的差异，始于两种文明发展的地理环境。罗马帝国建立在地中海周围，建立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奠定的基础之上。这些更早的民族已经掌握了海洋；他们是熟练的航海者，罗马首先必须从他们手中夺取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才能最终统治地中海。两排平行的划桨手操作着他们原始的船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必须完美地协同工作。船长只不过是拿着最重桨的人：舵桨。他必须保持划桨的节奏与和谐，当他犯错时很容易立刻被发现。节奏是一条抽象的规则，独立于他的意志。他可以划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但必须考虑所有条件。

方阵（phalanx），希腊人的模范军队，也是罗马军团的基础，同样是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群体。国王持有方阵的主线；长矛的使用有点像船桨。无论是在船上还是在战斗队形中，关键在于凝聚力。如果一个人犯错，整艘船都可能沉没，方阵也是如此，其阵线破裂可能导致失败。因此，主要目标是保持同等的效力，由协调划桨手或方阵步伐的简单规则所支配。

此外，地中海是一片变幻莫测的海域，风向和海流随时可能改变。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海和风是不可预测的。因此，目标不是长期一致地执行单一计划，而是培养纠正突发错误和适应意外情况的能力。

斯巴达的政治结构，或其罗马共和国的对应结构，旨在纠正错误。斯巴达有两位国王轮流统治；同样，罗马有两位执政官也轮流统治。这个制度旨在纠正前任领导者可能犯下的错误。它被证明非常有效，使希腊联盟能够击败强大的波斯帝国。后来，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领导下，方阵征服了当时已知世界的一半，展示了其不可阻挡的力量。

希腊人和罗马人既是商人也是海盗。军团的组织几乎像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每个人都有权根据其等级分得一份战利品。作为一个平等者的组织，其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相匹配——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人必须在军团中保持队形，手持盾牌，并根据表现获得报酬。

地中海是一片广阔的开放区域，与三大洲和另外六个海域接壤，这种地理环境几个世纪以来阻碍了其政治统一。它只被统一过一次，即由罗马人完成——这一壮举后来再未实现。尽管这片海域至今仍是激烈争夺的战场，但在罗马之后，再无人追求其统一。

中国的空间

中国的空间则截然不同。首先，它是封闭的。北面是草原，西面是沙漠和山脉，南面是更多的山脉和茂密的丛林。东面是群岛和半岛，再往外是无边无际的广阔海洋。这个有限的空间难以进入。最初，这里也是茂密的丛林，栖息着大象和其他野生动物，拥有令人生畏的山脉和河流。

这些地理特征只能通过执行长期计划的有组织人群来控制——焚烧森林、猎捕大象、治理河道、平整山脉。在这里，自然条件严酷但并非不可预测；这是一个在数月和数年内稳定的环境。意外情况很少见，通常由地震或蝗灾等异常事件引起。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等级制度，而对于那个等级制度来说，权威对于验证其有效性至关重要。那些拥有更高效组织、更多人力、更多资源的群体，成功地修建了更多的河堤，清理了更多的森林，猎捕了更多的大象，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这导致了更多的人口、更强大的军队和更好的武器装备。核心问题是整个组织。

这片河流区域与其他三个古代河流文明不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流经沙漠，彼此靠近，也靠近海洋——地中海和波斯湾。它们也靠近印度河文明，该文明并非位于沙漠之中，而是位于森林之中。这些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连接、开放且毗邻的区域。从一开始，这三个文明就存在相互关系和影响。来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灵感塑造了希腊社会，亚历山大后来征服了印度部分地区。

而中国及其文明则一直独立于这个范围之外。中国的社会组织也成了一种进行战争的方式。但是，虽然治理船只导致了方阵，方阵又导致了 res publica（共和）和民主，但等级组织则导致了一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和一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在罗马或希腊，皇帝是与士兵并肩作战的战士。

在中国，皇帝是半宗教的权威，保障社会和平——即等级秩序。在任何重大水利工程开始时，你无法知道总设计师是否正确；你必须信任他，对他有信心，并且需要一个清晰的社会秩序来执行工作。这与船只截然不同，船只的命运——无论它是沉没还是在波浪下撞毁——可以在几分钟内决定。因此，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社会距离：君主、将-官僚、士兵。因为组织的好坏取决于其领导者，统治者是关键。一切属于他。没有权利或义务，只有忠诚或不忠，他根据自己无可争议的判断进行赏罚。如果他严重失败，天下和王朝就会崩溃。因此，没有人希望他失败。他这个人比他用来统治的规则更重要。

一场古代的辩论

观察公元前四世纪和五世纪中国的哲学辩论是很有趣的。哲学家墨子首次记录了那个时代激烈的智识和政治讨论，其中三章的标题都是 Fei 非（反对），旨在提出反对对立学派的论点。

Fei Ru 非儒（非儒）明确反对孔子和儒家。Fei Gong 非攻（非攻）反对那些主张攻击性战争的人，即大国以消灭小国为目标的战争。孙子支持大国应继续变得更强大、更大，拥有更多人口和资源，使其能够征服更多领土，并以更高效的组织支撑更多人口。Fei Gong 似乎是反对孙子的。可能，Fei Yue 非樂（非乐）（或者如A.C. Graham所建议的，应读作 Fei Le，反对享乐）针对的是庄子及其追随者，他们更喜欢在森林里唱歌跳舞，而不是为国家努力工作。

墨子赞同高效组织的原则并支持其逻辑，但他反对大国以牺牲小国为代价进一步扩张。相反，他认为应回归一种国家间的宗教-政治权威，以确保权力平衡。一个超越性的天子（tianzi 天子）在独立的国君（guojun 国君）之间进行仲裁。

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城市和小国的防御。然而，他从未提议建立一支平等者的军队，像希腊方阵或罗马军团那样，这对于面对大国的小国来说本应更有效，正如希腊对抗波斯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少数平等、高度积极的个体可以击败更大、缺乏积极性、可能更讨厌自己将军而非敌人的群体。

希腊战士被一种特殊的彼此之爱所联结，称为 agape（圣爱）。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也存在一种爱，墨家称之为 ai 愛，词源上是“爪子和击打棍棒之间的一颗心”。但即使是这种爱，也应等级式地指向上级而非下级。下层成员之间的情感用一个贬义词 dang 黨指代，词源上是“黑暗中屋顶下的许多嘴巴”。

墨家在中国古代是独特的。他们是最有组织的思想流派，拥有高度忠诚的门徒，担任各战国“军事顾问”。然而，即使是他们也未能超越官僚军队的局限。

平等者的军队显然超出了当时中国的文化视野，也超出了其地理和政治边界。军队由多年训练箭术和驾车的贵族武士，或由战略家-将军指挥的日益增多的农民士兵组成。

不存在像罗马或斯巴达那样共同战斗和牺牲的团结战友群体。本不应对战友有爱。在罗马，在享有战斗特权并因此在事迹中不朽的英雄士兵队伍之下，是一群无名的奴隶，他们只能在其有用之时活着：他们是工具，是被饲养来拉犁或在斗兽场为娱乐而被杀死的动物。英雄般地死去是一种特权；西方文化的伟大奠基诗篇《伊利亚特》就以此为中心——阿喀琉斯的戏剧和痛苦，一个选择英年早逝以换取永恒声誉的人。

《伊利亚特》1572年版封面

在中国，这个概念不存在。自古以来，当众多大小国家相互征战时，养生（滋养生命）的观念一直存在——即使以牺牲国家为代价也要维持自己的生命，旨在无限期地延长生命。然而，在希腊和罗马，人们寻求英雄式的剑下之死，作为阵亡英雄在盾牌上被凯旋庆祝。同样存在名望不朽的观念，几乎是一种个人的灵魂，这比尘世的救赎更重要。

在中国，没有很多战斗英雄，但也没有很多奴隶。在罗马，经济依赖于农业、战争、征服和掠夺。袭击带来了物质财富和奴隶。在中国，财富主要通过农业和工业产生。战争要么是浪费资源，要么旨在增加领土和人力以获得更多耕地、更大的劳动力，从而为进一步扩张或巩固获得更多资源，正如墨子的《非攻》篇生动描述的那样。

此外，虽然地中海的统一只实现了一次，但中原的统一在隋唐第二次统一之后成为中国文明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统一不仅是地理上的，也是历史性的。所有朝代都强调线性的连续性和周期的承继，掩盖了历史的差异。

在地中海，尽管罗马人钦佩古埃及，正如他们掠夺并带到罗马的方尖碑所显示的那样，但他们从未声称与埃及有历史连续性。

在这个平行的故事中，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只有两条导致不同结果的历史路径，各有其优缺点。今天的挑战是如何和平地调和这两种历史。

从这番简要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相关联。哲学使我们能够清晰而彻底地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问题。

郗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首届世界历史前沿论坛上的演讲

9月12日，北京

原文发布于网站：Appia Institude

演讲者简介

弗朗西斯科·郗仕（Francesco Sisci），曾任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与文化中心主任，意大利《新闻报》亚太区主任，意大利共和国骑士勋章获得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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