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暴钦瑞案：一个人死在“指定居所”，一群人活在制度免疫里

（暴钦瑞生前照片。来源于《澎湃新闻》微信公众号）

• 暴琳琳换上了微信昵称“念钦”。她患上重度抑郁，脑海里经常浮现丈夫的笑脸。
• 女儿在作业本上写下：“爸爸工作很忙，
• 我的新年愿望是去看爸爸。”
• 她不知道，爸爸已经被系统“照顾”到死。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2022年7月，河北暴钦瑞等10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石家庄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关押于新乐宾馆。

在为期12天的“指居”中，他们遭受了包括殴打、电击（工具：手摇电话机）、吊铁笼、限制性体位等多种酷刑。

33岁的暴钦瑞突发不适死亡，最高检鉴定其死因为肺动脉血栓栓塞，与遭受的酷刑直接相关。

此后，11名涉案警员被判刑。

其中，10人选择了上诉。

1、宾馆里开出的法治样板间

河北新乐宾馆，这个名字听起来像婚宴请柬上的地名：灯光柔和，床单整洁，隔壁可能还有KTV。

但从2022年7月起，这里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国家招待所”。十个村民被带进来，没人预订，也没人敢退房。

房间里没有热水壶。

只有铁椅、PVC管、手摇电话机。

还有一个特制铁笼。

（新乐宾馆。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摄）

一个名叫暴钦瑞的33岁男人，在这家宾馆住了十二天——然后死了。

官方说法一度是“心脏病突发”。

后来，最高检重新鉴定，说他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是因为长期被固定、殴打、电击、吊笼子。

换句话说，他的血栓，是被刑讯逼供逼出来的。

人死了，案子却活得很好：

警察有单位、有同事、有升迁；尸体进了殡仪馆，舆论进了真空。直到三年后，一纸判决才姗姗来迟。

这自然不是悬疑小说，而是河北的法制纪实文学作品《新乐宾馆》：由公安局联合监制，最高检友情出镜，死者由系统亲自打造。

2、法治的魔术：从“取证”到“取命”

案子的起因，是一起举报。一个同村人举报暴家“涉黑涉恶”，警方迅速组建“5·25专案组”。

河北的专案组传统一向高效——

高效到可以跳过法治，直奔酷刑。

“上手段”成了他们的行话。扇耳光是开胃菜，用PVC管打脚心是家常菜，电击生殖器是压轴戏。

电流通过身体，抖动、抽搐、惨叫，构成了一种令人晕眩的正义背景音。

（新乐宾馆一楼，暴钦瑞等人曾在这里“指居”。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摄 ）

他们有一整套设备管理系统：手摇电话机四部、铁笼一只、镐柄若干——一个非法的刑讯工坊，却能精准执行。

于是，法律的定义被重新发明。

“监视居住”被翻译成“限制体位”，“审讯”被演绎成“人肉通电”，“公安专案”成了“集体犯罪”。

每一个环节都合法合规地包裹着非法。每一个命令，都带着体制的既视感——“再坚持一下”，“还差点口供”。

暴钦瑞死前，在铁椅上的时间超过十天。

他不是被击毙的，而是被“固定”死的——

像个被制度拧干的血袋。

3、尸体的申诉权

暴钦瑞死后，最先发声的不是检察院，也不是公安系统，而是他的妻子。

她去殡仪馆认尸，看到的不是丈夫，是一张被电击与钝器共同编辑的身体。

肋骨塌陷，皮肤焦灼，四肢僵硬。医生写下的诊断是“心跳呼吸骤停”，这种官样的死因，本身就像一份防御性话术。

她质疑，申请重新鉴定。

第一次鉴定来自山西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结论暧昧：“不排除心脏病。”

两位鉴定人后来承认，他们不知道案情。也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份失明的鉴定。

直到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介入，才有人承认——

暴钦瑞的死，与酷刑直接相关。

一个国家的正义系统，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承认一个死人不是“自然死亡”。司法鉴定的速度，足以让尸体风干成沉默的证据。

4、攻守同盟：公安系统的兄弟情

死亡发生后，专案组第一反应不是报警，而是掩盖。监控硬盘被拆走，铁椅、铁笼被藏匿，微信群解散，工作笔录清理。

他们召开了“善后会议”，决定统一口径——

这不是犯罪，而是团队精神。

后来有民警供述，他们被要求“一条心”。

这句话的语气里，有一种熟悉的集体伦理：不是“我们遵纪守法”，而是“我们别露馅”。

这种攻守同盟，不只是心理默契，更是一种制度默认。因为他们深知：即便东窗事发，也不过是“过激办案”

即便判刑，也可能几年后复职；

甚至有人在案发后升官，升成了副支队长。

死者死得彻底，活人活得坦然。

这种“组织保护”，让犯罪变成行政意外，让酷刑变成工作瑕疵。

5、被迫害者的再迫害

故事的荒诞在于：

当酷刑者被判刑后，受害者家属又被抓了。

2025年5月，暴继业等人——也就是被刑讯逼供的人——被警方再次拘留，罪名依旧是“寻衅滋事”。

死者家属没有得到赔偿，反而成了嫌疑人。

如果说第一次是酷刑逼供，第二次就是制度逼疯。一种幽暗的逻辑再次显现：在某些地方，死去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整个逻辑体系。

“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文书，可以随意盖章；“指定居所”可以随意指定；“专案组”可以随意成立。

一切都流畅得像机关单位的会议流程。

只有人命显得格外多余。

6、正义的下落

三年后，11名涉案警员被判刑。

最重的16年，最轻的一年九个月。

从数字上看，法律的刀子落下了；

但从现实上看，那刀子只是割到了空气。

因为他们几乎全部上诉。

这场“正义”又被拉回了原地。

而暴钦瑞的尸体，仍未下葬。

暴琳琳换上了微信昵称“念钦”。

她患上重度抑郁，脑海里经常浮现丈夫的笑脸。

女儿在作业本上写下：

“爸爸工作很忙，我的新年愿望是去看爸爸。”

她不知道，爸爸已经被系统“照顾”到死。

这才是最沉重的部分：

酷刑者还有辩护权。

死者家属连真相的知情权都要反复申请。

7、法律的空心化：程序正义的反讽

这场案件，几乎把刑诉法的漏洞演练到了极致。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原本是针对无固定住所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例外制度；

但在现实里，它变成了警察系统的私人领域——不受检察监督、没有家属探视、没有录音录像的透明度。

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民宿——

到处都能被“指定”。

在这张灰色地图上，法律被悬挂，生命被吊笼。

有人说，这是“极个别案件”。

但每一次个别，都是结构在自证。

从“雷洋案”的猝死，到“孙志刚案”的收容致死，从新乐宾馆到无数“指定居所”，酷刑的形式变了，姿势变了，设备更现代了，唯一不变的是：真相总比死人慢。

8、为什么他们敢？

因为体制的保险箱太结实。

当酷刑成为办案默认，暴力就成了职业惯性。

他们不是疯子，他们是熟练工。

他们有师傅、有模板、有考核标准。

他们知道“上手段”的限度。

他们知道“签口供”才算完成任务。

他们不是违纪者，而是制度的孩子——

那种长大后依旧会喊“忠于组织”的孩子。

而当一个体制允许“为了破案可以牺牲一点程序”，那一点程序，迟早会变成一个人的命。

9、当正义失去救赎的意义

有人说，“11名警员被判刑，说明法律还在运作”。这话听起来似乎很像止痛药广告——

药确实有用，但疼痛说明病还在。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修复总要靠尸体启动？

为什么每次都要有人死，系统才醒一点？

为什么一个人被电死在铁椅上，要三年后、两次鉴定、两级检察机关、两地法院，才能认定他不是“自然死亡”？

当正义需要如此漫长的行政旅程，它已经失去了救赎的意义。

10、制度的回音

暴钦瑞死于2022年。

三年后，他的家人仍在等“公平公正的判决”。

但在河北的某个司法档案里，他的死可能只是一页表格——“案件已办结”。

他的名字会被统计进“警务人员违法案件”一栏，归档，编号，盖章。

铁笼、手摇电话机、PVC管被销毁，变成证物处置报告上的几行字。

所有的尖锐都被格式化成柔顺的语言：“查处一起刑讯逼供案件，体现了依法治国决心。”

于是，正义再次实现了形式上的闭环。

但我们都知道，那闭环其实是个圈——

一个足够套住下一个人的圈。

宾馆不是宾馆，是秘密监狱；

警察不是警察，是剧本里的暴力职员；

“指定居所”不是制度漏洞，而是人命陷阱。

暴钦瑞死了三年，死因查清了，真相曝光了，警察判刑了，体制表态了——

唯一没变化的，是那句审讯室里最常见的台词：

“再坚持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