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星红旗”仅得15票，而三号作品得了185票，为何选了前者

1949年9月23日的北京永定门外，一家不足百人的制旗厂彻夜不熄灯火。工人们手里攥着刚送来的布料，却迟迟无法下剪，因为“哪一面旗子才是国旗”仍悬而未决。距离10月1日大典只剩八天，这份焦灼感在车间里蔓延。

视线转回三个月前。6月15日，政协筹备会宣布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方案，时间紧、任务重，民众热情却异常高涨。邮筒里塞满了画稿，铁路部门在档案里留下“连续三周加挂邮件车皮”的记录。最终，2992幅作品铺满了中南海怀仁堂的长桌，色彩交织得眼花缭乱。

众多来稿中，田汉迅速锁定一幅编号“32”的图样——红地色上五颗黄色五角星，左上角那颗大星内部还嵌着镰刀和锤子。田汉只说了一句：“有气象。”便在表决表上打了勾。可32号方案只获得15票，与185票高居榜首的3号方案相差巨大。3号方案是红地底加一道金色横杠，设计者意在表现黄河长江奔腾不息，在当时看来既传统又稳妥。

表决结果摆到筹备会的桌面上时，大部分成员倾向于顺水推舟。国旗之事似已尘埃落定，连制旗厂也提前裁好了大红布和金黄缎，只等正式图样。没有人想到，形势在最后一刻急转直下。

9月23日夜，毛泽东把张治中、周恩来等人请到东交民巷，房间里只亮着一盏白炽灯。毛泽东翻看3号图稿，眉头迟迟未展。他问张治中：“你怎么看？”张治中直言：“主席，这横杠像一道分割线，容易让人误解领土南北被割裂。”随后又补充：“国旗上的意象要简洁、要有凝聚力。横杠像棍子，难免让人有敲击、对立之感。”

这一番话击中了毛泽东最深处的顾虑。当时，香港、澳门尚未回归，台湾局势暂不可测，如果国旗被解读出“分割”含义，显然与新国家的统一愿景背道而驰。有意思的是，参与投票的大多数学者更关注美学比例，却忽略了政治寓意的敏感点。

隔日清晨，毛泽东把32号方案调出，再次审核。不过，表现共产主义象征的镰刀和锤子该不该保留，成了新的讨论焦点。中央领导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去除复杂元素，留下大星与四小星的组合，用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表达“人民紧紧围绕共产党”的主题。这样既保住了32号旗面简练、鲜明的视觉效果，也为日后大规模生产降低了难度。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修改后的32号方案被重新命名为“五星红旗”，提交表决。原先看好3号图样的代表们被新版设计折服，多人临时改票。会场里，田汉轻轻敲桌子，低声说道：“这就对了，这面旗子打开来，谁都能一眼认出中国来。”

得票结果当场公布：五星红旗高票通过。曾联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人设计师，在北京南锣鼓巷一间普通招待所里收到电报时，愣了足足十分钟才反应过来。他只说了一句：“我没白熬那三十个深夜。”随后又继续埋头在纸上修改比例，因为正式制版仍然需要精准到毫米的尺寸。

短短三天，永定门外的制旗厂火力全开。红布被裁剪成2.4米×1.6米的标准尺寸，黄色绸缎按黄金分割的位置缝制五角星。每缝完一针，工人都要抻平布面，确保线迹无褶。厂房外的露天晾布架排得像阵列，迎风展开的鲜红在初秋阳光下异常耀眼。哪怕只是远远一瞥，也能让人心里发热。

10月1日上午，礼炮声响彻天安门城楼。当周恩来在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高声喊出“升国旗、奏国歌”时，五十万群众仰头注视那抹红色缓缓升起。那一刻，先前所有关于票数的争论都失去了意义。旗杆顶端，五星红旗迎风猎猎，成为十四万万中国人共同的精神符号。

事后，一批研究档案的学者专门统计：若按原始票数推算，3号方案当选概率高达62％。可历史的关键节点往往就差那么一句“像一道分割线”的提醒。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缺少这种政治敏感度，国旗可能会是另一副模样。

曾联松去世前十年，仍保留着当年寄往北京的原始稿件。他拒绝不少收藏家的高价收购，只说了一句：“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钱能衡量。”从工人到“国旗设计者”，他的经历一再证明，普通人也能在国家重大抉择中留下深刻印记。

今天的中小学课堂上，学生们认识五星红旗时，大都不知道它从人们只给了15票、险些被淘汰，到成为全国共识的曲折过程。遗憾的是，一部分外国人仍将国旗视作单纯的布条，而缺乏对其背后情感与政治重量的理解。

不过，这并不妨碍五星红旗继续在每一次国际赛场、每一次维和行动、每一次海外撤侨中彰显力量。对中国人来说，这面旗帜早已超出象征范畴，更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将天南海北汇聚成同一种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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