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犯罪违法所得认定的实践路径：从因果关系到客观归责

本文作者：章文巍

摘要：在渎职类犯罪案件的司法处理过程中，行为人因渎职行为而导致他人或单位获得非法经济利益的情形屡见不鲜。如何在因果关系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合理地认定该类利益的性质与追缴范围，已成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以笔者曾经办理的“安全生产监督局工作人员违规审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案件为引，围绕渎职行为与非法获利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探讨，并尝试运用其他理论方法解决因果关系理论在实践中的缺陷与不足。文章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三种主要观点，提出应当以“行为对获利的促进程度、不法性质及介入因素”为判断基准，运用比例原则区分追缴范围。并进一步从直接因果关系、有条件因果关系及客观归责理论三个层面论证其适用条件与限度，旨在为渎职犯罪中违法所得的认定提供理论支撑与操作路径。

关键词：渎职犯罪；违法所得；因果关系；客观归责

一、基本案情

王某原系某市安全生产监督局某部门负责人，该部门承担全市《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审批职责。在对某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审批过程中，王某严重不负责任，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在未经实地核查加油站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设备的情况下，向加油站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该加油站向市安全生产监督局提出延期申请。延期申请审批过程中，王某仍未履职尽责前往现场实地核查，同意加油站延期申请。不久，该加油站因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设备故障引发爆炸，造成特别严重后果，人民法院最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关于该加油站因王某玩忽职守犯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而后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否属于因渎职犯罪取得的违法所得并予以追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

二、观点争议

（一）第一种观点：全面追缴说

该观点认为，任何人不应当从违法犯罪中获得利益，只要是与渎职犯罪存在关联的投资经营利益及其孳息，均属于因渎职犯罪而获取的非法利益，应当“应追尽追”。本案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系加油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必备资质，且该资质系通过王某玩忽职守犯罪而取得，因而该加油站经营活动所获的经济利益均应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二）第二种观点：因果切断说

持该观点者认为，虽然加油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系因王某玩忽职守犯罪而获得，但该加油站后续获利却是因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非加油站获利的唯一因素，因此难以厘清该许可证与获利之间直接的、密切的因果关系，故而不应将该加油站获得的经济利益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三）第三种观点：阶段区分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案中加油站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以许可证延期为分界点加以区分，理由在于该许可证虽为加油站经营的必备资质，但是其后续经营活动加入了经营者自身商业行为在内的其他变量因素，且在长达三年的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因此很难判断在许可证延期前的市场获利与王某的渎职行为存在可以量化的因果联系，故而不宜认定该时间分界点前加油站的获利为违法所得而予以追缴。然而，在加油站申请延期后，王某依然违规审批同意许可证延期，其渎职行为相距加油站发生爆炸事故的时间不久，加油站此段时间获利尚在王某渎职行为的“射程”以内，其他变量因素尚少，渎职行为与爆炸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清晰，因而可以认定加油站在许可证延期后所获经济利益为因渎职犯罪行为而获得的违法所得。

我们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在于因渎职犯罪而获得的违法所得，其认定和处置应当围绕渎职行为对获利的促进程度、获利的不法程度和性质以及获利承担的风险成本、是否存在其他变量的介入因素，并运用比例原则划定经营性收益收缴范围。第三种意见在划分渎职行为与非法获利存在一定困难的情况下，相对清晰地运用了上述方法和原则，抓住许可证延期这一重要分界点，巧妙地界定了渎职行为的“射程”范围，同时也避免了“一刀切”的不合理之嫌。

三、因果关系及客观归责理论的分层运用

面对认定因渎职行为而非法获利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首先从因果关系切入，遵循“引起——促进——获利”的逻辑顺序判定经济利益是否系违法所得。对于个别难以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判断的，可尝试从规范价值的角度出发，利用客观归责理论加以判定。而对于那些穷尽各种因果关系判定方法仍难以判断清晰因果关系的获利，应本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予以剥离。具体而言，如何准确地对因渎职犯罪所获非法利益进行认定，可参考和运用如下理论方法加以判断。

（一）直接因果关系方法的运用

该方法主张，在该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获利将不会产生，渎职行为与所获利益具有“同进同出”的同一性和逻辑关系，并且获利延续性与渎职行为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例如，在某玩忽职守案中，某税务局工作人员甲，违反规定为不符合条件的乙公司办理了免税资格认定。乙公司凭借该免税资格，在一年内逃避缴纳应纳税款共计五百万元。在此，甲的行为为乙公司创造了直接的非法利益，若无此违规审批行为，则必然无此五百万元的非法获利，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故该五百万元应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又如，对于通过渎职行为获取特定资格或稀缺交易机会的案件，应审慎判断该资格或机会是否为实现利益的决定性前提。若相关主体除该非法获得的优势条件外，即便拥有其他合法优势亦无法达成预期利益，则可认定渎职行为与最终获利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例如，在某滥用职权案中，某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违反土地出让规定，将一块本应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热门地块，直接协议出让给某开发商。该开发商随即以数倍价格将土地转手，获利巨大。在此，违规获得的土地出让机会是开发商获取巨额转手利润的唯一起因与先决条件，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该利润应全额予以追缴。然而，在运用此方法时，必须警惕其适用范围的无序扩张。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应立足于规范保护目的下的具体、现实联系，坚决避免以哲学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抽象逻辑取代刑法学的专业判断，否则表面上看似彻底剥夺非法利益，实则动摇了刑法公正性的根基，并对经济运行生态造成长远伤害。

（二）有条件因果关系方法的运用

司法实践总是错综复杂的，实际案例中可直接判断直接因果对应关系的并不多见，渎职行为与获利之间往往存在纷繁复杂的介入因素，更多的是大量难以做到因果关系准确认定的情况。对于此类案件，则应当在确定确实存在部分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以普通人的正常认知水平为判断基本标准，通过有条件因果关系的方法来加以判断。以渎职类犯罪中常见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审批、许可某些资质、资格、交易机会的案件为例，相关主体虽通过他人的渎职行为获得资质、资格、交易机会，但如上述资质、资格、交易机会并不能直接自动产生经济收益，而需持续投入大量的资源、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才能创造效益的，不能简单以直接因果关系的方法作出获利为非法的价值判断。在本文前述案例中，加油站最初获得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确系因他人玩忽职守行为而取得，虽加油站获利与该许可证具有一定联系，但是以普通人的认知水平可以判断，加油站此后的经营性活动对于最终利益获取的影响及促进程度，超过了违法获得该行政许可所能提供的影响力和支配因果进程，因此不能认定加油站在许可证延期前的市场获利与王某的渎职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在许可证延期申请过程中，王某的渎职行为导致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加油站通过许可证延期审批，不久后加油站就因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硬件设施、设备故障引发爆炸。以常人的经验和知识水平可以判断，由于在前一个许可证有效期内，加油站已经完成了全部硬件投入，在此期间加油站投入的经营成本相较之于最初的投入已大幅减少，因此可以认定加油站在此期间的获利与王某的渎职行为存在有条件的因果关系。

再如，在某滥用职权一案中，某地产企业在具备土地出让金部分减免条件的前提下向该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土地出让金返还，该市国土资源局分管领导未履行法定程序，违规同意向该企业全部返还土地出让金。此后，该地产企业将返还的土地出让金投入项目开发建设中，直至案发该地产企业已获利数亿元。该案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虽企业获取全部土地出让金返还系因他人渎职行为而导致，但其所获利润并非土地出让金返还而自动产生，除了将返还的土地出让金投入到项目建设以外，企业还需投入大量且必要的人力、资金等一系列成本，同时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做的诸如经营决策、日常管理、战略选择等其他经营管理行为对于企业最终获利也作用重大，因此，该企业因他人渎职行为而获得全部的土地出让金对于其此后获利虽有一定因果关系，但只起到“稍稍促进”的作用，尚未达到有条件因果关系的程度，因此不宜将企业全部获利认定为违法所得一概予以追缴，仅追缴该企业因渎职行为违规多返还的土地出让金为宜。

（三）客观归责方法的运用

渎职犯罪行为除会导致相关人员或单位获得财产性利益外，还会由此产生非财产性利益，如因渎职行为而获得的资格获取、荣誉评定、职务晋升等，而某些非财产性利益依然会产生经济利益。比如，因他人渎职行为违规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后续再以注册会计师身份执业获取的收入。面对更为复杂的非财产性利益而产生的经济利益，直接因果关系说和有条件因果关系说则会陷入无法圆满解释的困境，为此需要引入其他理论方法判断渎职行为与获取的经济利益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实践中，可引入客观归责理论，即“能否将一个危害结果在刑法上算作是某个人行为的功劳（即归责于他）”，从而对此类情况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即有步骤地考量“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风险是否已在结果中实现、结果是否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上例中，首先依靠他人渎职行为而非通过法定程序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客观上破坏了资格管理秩序，并可能衍生出后续损害后果，因此已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其次违规获得资格的人后续通过执业获得了收入等经济性利益，即上述风险得以实现；最后违规发证渎职行为破坏的是注册会计师的准入门槛和管理秩序，而持证人利用非法资格执业并获取收入是破坏行为所直接滋生出的“恶果”，法律需要切断的正是“非法资格”到“执业收入”这根链条，完全处于刑法需要打击的“半径”之内。通过上述分步骤的考量，不难得出非法获得资格后执业所获取的经济收入系为违法所得而应予以追缴的结论。在因渎职犯罪获得非财产性利益后再取得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引入客观归责理论，使得对非法获利的认定从简单的“事实因果链”追溯，上升为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更能精准地打击犯罪，同时避免罚及无辜，值得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

四、结语

综上，渎职犯罪所涉非法利益的认定，不应停留在形式上的“结果对应”，而应深入分析渎职行为与利益取得之间的因果联系强度与风险扩展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理论的科学运用，能够有效平衡惩治犯罪与保护合法经营权益之间的张力，既防止“一罪及众”的过度追缴，也避免了行为人或相关单位通过渎职漏洞获取不当利益的现实风险。应当看到，渎职行为往往通过行政许可、审批、监管等链条间接作用于市场结果，其引发的非法获利形式多样、路径复杂。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直接因果关系—有条件因果关系—客观归责”的层层检验逻辑为基础，综合考量渎职行为的不法性程度、介入因素及结果可归责性，合理划定违法所得的边界，最终目标应当是通过科学的因果关系分析，既维护国家公权力运行的廉洁与规范，也保障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与活力，使刑法追缴制度真正体现出比例原则、风险控制原则与正当利益保护原则的协调统一，推动我国渎职犯罪治理走向更加精准与理性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