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抗日立功，却被自己人处决，死前蒋经国沉默不语

他抗日立功，却被自己人处决，死前蒋经国沉默不语。

别把“马场町刑场”三个字当成传说，在台湾这一块地，从一整段年代往后看，像是一个时代的人生终点站，白色恐怖那阵子，很多人从那里走完路，没审判，没上诉，没给清楚理由，标签一贴，可能性一摆，手续就算完了。

李友邦，放到那张名单里，人看到会停一下，命运走法很直，一路从岛内到大陆，再绕回来，出生在芦洲，现在叫新北市，黄埔四期，早期在广州讲抗日，拉人做宣传，后面干脆把台湾义勇队组出来，在浙江闽南转场打仗，国民政府当时认这支队伍为台籍抗日武装，嘴上喊的不少，这支是拿枪和地图去走山路的，浙江山地打游击，和八路军、中央军搭过手，纪律摆得稳，意志扛得住，连对面阵营的人也给过评价，按履历贴标签，放到国家账本里，算得上重要战力。

路突然拐过来，人却往另一个方向被推走，内部清理的那条线，他站到了正中间。

你说他归哪边，不是共产党人，不站亲共队列，放到台籍这一栏，身份标签就这么贴着，蒋介石退到台湾那年，身边大多外省系统，战败情绪在空气里，兵败的压抑也不散，本地社会对新来政府的信任度不高，公共气氛像锅里的水贴着边冒泡，李友邦这一面，台湾本地人，国民党军官，能把基层组织串起来，有兵，有号召，有过政治参与的痕迹，这种组合，容易被盯，容易被提出来摆在桌上。

他不是“台独”，也不是“共谍”，位置刚好卡在两条线的中间，那个年代，这就是不安稳的位置。

1950年，火苗点上，一个叫潘华的人，早年是李的部下，后来去做地下党，被抓出来，关系网一拉，李的名字就挂上去，蒋介石一句话，潘华是共谍，李是上司，会知道，不用写推理，不用讲证据，关系比证据更快，情报系统里的人，毛人凤、谷正文这些。

在认知上说李没有通共，话传到上面，结论没变，不是新情报，是态度没动，蒋经国那时刚接台湾党务，手上活一堆，家里那条线更粗，站到对线去不现实，他在临刑前去见李，俩人坐着，没话，场面是这样，越讲越乱，越解释越拧。

把死因拆开看，不是通共，不是反水，位置的事，站在谁的体系里都不够稳，蒋家这边，看台湾本地人标签，安全等级往下拉，共产党那边，看黄埔出身，距离不近，本地社会看他和外省系统走得近，陌生感也在，人到这一步，就像一个系统里落单的点，没人能把线接上。

那几年，系统里落单的点，走法通常只有一条。

当时的规则，和我们现在讲法不一样，不讲程序，不拿证据做主，看的是稳定，名单里谁被当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处置就往严里走，李友邦的案子，放到这个框里，能看清动线，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心事，是体制自我防护的反应，他身上的组合，台籍，影响力，在既定权力结构外走路，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强，这一套放进极端安全主义的环境里，风险标注会亮，人就被推着上那条路。

他被架到刑场，过程没有戏剧，节奏很快，记录很短。

马场町现在是一片纪念公园，地上有碑，文字写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李友邦没有独立的墓碑，集体墓穴，名字不在石头上，他的太太严秀峰，被判十五年，整整走满一个生肖轮回，出来后站在街上，台湾已经换了很多东西。

看回去，有的人消失，不是做了错事，是时间和位置碰在一起，李友邦不属“通共”，也不属“变节”，他在一个不允许灰色身份的年代，选择按自己的经验去活，碑上没名字，故事在人心里流动，记住这段路，后来的人多讲程序，多讲证据，时代往前走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