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正直的生活有代价，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有代价

周濂，男，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青年学者，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妻子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正文】

01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非常喜欢张维迎老师的一本书《理念的力量》，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说：“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是有力量的。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从来的哲学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后面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当然，正因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为理念可能让我们上天堂也可能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应该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面畅所欲言。

02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

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

过了五年，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

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

“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

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03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的滥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语言，有的来自于政治语言的滥用，打个比方，斗垮斗臭、拳头产品、主打，等等。有的来自于网络语言的污染，比如屌丝、矮矬穷、白富美、高富帅、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你懂的、逆袭、基友（我们也经常用）、坑爹、拼爹、尼玛、跪了、打酱油、碉堡了、表叔、房妹、绿茶婊、也都醉了。

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

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

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

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04

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情感的教育。

我现在还记得我7岁的时候，那年夏天的某一天，突然我们三线厂的喇嘛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报，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需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

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暴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和制式，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

05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意志的胜利》这个纪录片，这是1934年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受纳粹邀请拍摄的片子。

我看《意志的胜利》，总会想起奥威尔另外一句话，他说：“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冲轰炸机更令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相当明确而刻意存在于其中的是这个靴子直冲我们脸庞而来的景象，它的丑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它正在宣称的是：‘是的，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

“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觉得奥威尔的这个观察非常入木三分，但是光有恐吓还不够，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由此可见，权力要想赢得敬畏除了霸道、混不吝之外，还要懂一点美学原理。我猜想在观看党卫军队员正步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力量所震撼，同时也会被其中所蕴含的所谓庄严的、肃穆的美感所魅惑。而只有当你真正接受到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上的熏陶，你才会意识到它的丑而不是美。

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右是左，他对权力的态度是喜还是恶，他的生活是有趣还是无趣，除了事关理性、理念、观念，更大程度上是情感教育和审美趣味的问题。

英国一个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

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所教导我们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独行、有耻且格。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