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有个阿姨，给领导当了三十年情人，从黑发到白头_1

我们公司有个陈姨。

陈姨不叫陈姨，她大名叫陈雪梅，一个放在三十年前很雅致，放在今天稍嫌土气的名字。

但公司里，从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到四五十岁的中层，都毕恭毕敬地喊她一声“陈姨”。

她不是领导，甚至连个主管都不是。

她的职位是行政专员，一个听起来含含糊糊，干的活儿却无比具体的岗位。

领文具找她，修打印机找她，订桶装水找她，安排年会聚餐，还是找她。

陈姨就像一颗万能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在哪里，三十年如一日。

她今年五十二了，头发已经花白，不是那种时髦的奶奶灰，是那种生活熬出来的，夹杂在黑发里、一丝丝败絮般的白。

她很少笑，嘴角总是微微向下撇着，法令纹刀刻一样深。

可她也不凶，你跟她说什么，她都静静听着，然后用一种没什么情绪的语调回答你：“好的。”“知道了。”“我来处理。”

我们都觉得陈姨挺可怜的。

听说她很早就离了婚，一个人拉扯大一个儿子。

儿子是争气，考上了名牌大学，留在了北京，可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一次。

她就一个人守着个老破小，每天公司、菜场、家，三点一线。

但我们又有点怕她。

这种怕，不是对权力的畏惧，而是一种对未知的敬而远之。

因为陈姨身上，缠绕着我们公司最大的一个，也是维系最久的一个秘密。

她是杨总的人。

杨总，杨卫国，我们分公司的最高领导，一个还有两年就要退休的男人。

陈姨给他当了三十年情人。

从黑发到白头。

这个秘密，在公司里不算秘密。

它像办公室窗台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所有人都看见，但所有人都假装它不存在。

新来的实习生，不出一个月，也会从老员工暧昧的眼神和窃窃私语里，拼凑出这个故事的全貌。

故事的版本有很多。

有人说，陈姨当年是厂花，杨总还只是个技术员，两人爱得轰轰烈烈，结果杨总为了前途，娶了现在的老婆，一个父亲是局长的女人。

也有人说，陈姨是杨总老婆的远房表妹，被托付给杨总照顾，一来二去，就照顾到了床上。

更难听的版本，说陈姨是图杨总的钱和权，削尖了脑袋往上爬。

可这个说法最站不住脚。

三十年了，杨总从技术员爬到分公司老总，陈姨还是那个行政专员。

她没分到一套公司的房子，没拿到一个高管的职位，甚至连她儿子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她自己一份份工资攒出来的。

她得到的，不过是杨总一些不痛不痒的照顾。

比如，每年评优，总有她一个末等奖。

比如，公司裁员，行政岗裁得只剩她一个，美其名曰“经验丰富”。

再比如，杨总每天上午十点雷打不动要喝的那杯龙井，必须是她亲手泡的。

茶叶是杨总自己带来的特级明前龙井，可水，必须是陈姨用小电炉子新烧开的水，杯子，必须是陈姨用开水烫过三遍的那个白瓷杯。

有一次，新来的前台小姑娘不懂事，为了在杨总面前献殷勤，抢着泡了杯茶送进去。

不到五分钟，杨总的咆哮声就穿透了厚重的实木门。

“谁泡的茶！给我倒了！”

小姑娘哭着跑出来，我们都低着头，假装忙碌。

只有陈姨，默默站起来，拎着她那个用了十几年的旧水壶，走进茶水间。

她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那杯熟悉的茶，袅袅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脸。

她走进杨总办公室，门关上了，再也没传出任何声音。

从那天起，再没人敢碰杨总的杯子。

那杯茶，成了陈姨在这间公司里，一个无声的权杖，一个尴尬的印记。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不懂这些弯弯绕绕。

有一次加班到深夜，看见陈姨还在办公室，就多嘴问了句：“陈姨，这么晚了还不走啊？”

她正低头整理一沓发票，闻言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神很静，像一口深井。

“杨总有个会，我等他。”

我“哦”了一声，没敢再问。

后来我才知道，三十年来，只要杨总加班，陈姨就在。

她不进去陪着，就坐在自己工位上，找点活儿干，或者干脆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直到杨总办公室的灯熄了，她才拿起包，跟着他一前一后地走出去。

他们从不同一个电梯。

杨总走VIP通道，去地下车库开他的奥迪A6。

陈姨坐员工电梯，去公交站等最后一班11路。

两条永不交汇的平行线，却被一间办公室的灯光，强行捆绑了三十年。

我对陈姨的感情很复杂。

一开始是鄙夷，觉得一个女人，怎么能这么没骨气，把一辈子耗在一个给不了她名分的男人身上。

后来是同情，觉得她像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被困在杨总这个金丝笼里，飞不高，也飞不远。

再后来，当我被社会毒打得鼻青脸肿，当我明白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时，我对她，只剩下一种难以言说的悲悯。

或许，对她来说，那不是笼子，而是她的整个世界。

杨总要退休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这潭死水里。

一时间，公司里暗流涌动。

几个副总为了接班人的位置，斗得你死我活。

我们这些小兵，则在悄悄议论另一件事。

杨总走了，陈姨怎么办？

新领导上任，还会留着这么一个“前朝遗物”吗？

就算新领导心善，陈姨自己，在这间没有了杨总的办公室里，还能待下去吗？

所有人都替她捏着一把汗。

可陈姨自己，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她还是每天第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走。

还是把办公室打理得井井有条，把杨总的茶泡得不凉不烫。

她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波澜。

仿佛杨总退休，不过是公司里又一张需要她去跑流程的申请单而已。

只有一次，我撞见她对着窗外发呆。

那是下午，夕阳的余晖把她的白发染成一片金黄。

她就那么站着，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眼神空洞得像一个黑洞，能吸走周围所有的光。

我没敢打扰她，悄悄退了出去。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是没有波澜，她只是把所有的海啸，都压在了平静的海面之下。

杨总的退休流程走得很快。

欢送会定在周五晚上，公司附近最高档的酒店，包了最大的一个厅。

那天下午，办公室里所有女同事都在补妆、换衣服，叽叽喳喳地讨论晚上穿什么。

只有陈姨，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开衫，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杨总办公室里那些绿植的叶子。

一盆君子兰，一盆虎皮兰，还有窗台那几盆叫不出名字的多肉。

她擦得很慢，很认真，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擦，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临下班，她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事。

她去洗手间，化了个妆。

我们公司的女同事，要么不化妆，要么化全妆。

陈姨是前者。

我从没见过她化妆的样子。

她应该是很久没碰过这些东西了，手法很生疏。

粉底没抹匀，一块白一块黄。

口红涂到了嘴唇外面，颜色是那种很不合时宜的玫红色。

眼线画得歪歪扭扭，像两条黑色的蚯蚓趴在眼皮上。

她就顶着这么一个滑稽又拙劣的妆，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眼神里都是掩饰不住的惊愕和嘲弄。

有人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陈姨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她攥着衣角，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局促地站在那里。

就在我准备说点什么打破尴尬的时候，杨总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他看见陈姨，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不是那种嘲笑，也不是敷衍的笑。

是一种很温柔的，带着点无奈和宠溺的笑。

他说：“雪梅，你今天……很好看。”

雪梅。

他叫她雪梅。

不是“小陈”，不是“陈大姐”，是雪梅。

我进公司五年，第一次听到他这么叫她。

陈姨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但她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她只是点了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走吧。”

那场欢送会，办得极其盛大，也极其虚伪。

新老总和几个副总轮番上台，说着千篇一律的漂亮话，把杨总夸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人。

杨总也满面红光，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

他敬领导，敬下属，敬客户，甚至敬了酒店的服务员。

唯独，他没往陈姨这桌来。

陈姨就坐在角落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吃着菜。

她吃得很慢，很斯文，仿佛在品尝什么人间美味。

可我知道，那盘凉拌木耳，她夹了十几分钟，也没吃下去几根。

酒过三巡，杨总被灌得有点多了，被扶到主桌上休息。

主持人提议，让杨总讲几句。

杨总接过话筒，站起身，脚步有点虚浮。

他先是感谢了一通公司，感谢了一通领导，然后话锋一转。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老婆。”

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朝角落里的陈姨瞥去。

陈姨停下了筷子。

她低着头，我们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死死地攥着。

“我老婆，跟我吃了半辈子苦。我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经常跟她吵架。后来工作忙，又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拉扯大孩子，照顾我父母，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杨总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情真意切。

“她总说，等我退休了，就让我带她去旅游，去看看天安门，去爬爬长城。我答应了她好多年，一直没兑现。现在，我终于退休了，我终于有时间了。”

他顿了顿，举起酒杯，朝空中遥遥一敬。

“老婆，我对不起你。下半辈子，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说完，他一饮而尽。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人都眼眶红红的，被杨总这番“深情告白”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看着台上那个道貌岸然的男人，只觉得一阵反胃。

我忍不住，又去看陈姨。

她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一动不动。

像一尊风干的雕像。

突然，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讲究，气质雍容的女人，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是杨总的老婆。

我们都叫她杨师母。

我只在公司的年会上，远远见过她几面。

她总是挽着杨总的胳膊，笑得端庄又得体，像一幅挂在墙上的标准像。

今天，她也笑着。

可那笑意，却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冷得让人发颤。

“卫国，我来接你回家。”

她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全场再次安静下来。

杨总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他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那里，嘴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杨师母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到主桌前。

她没看杨总，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全场扫视了一圈。

最后，定格在角落里，那个低着头的身影上。

“陈雪梅。”

她连名带姓地喊。

陈姨的身体，猛地一颤。

她缓缓地，抬起了头。

四目相对。

一个，是养尊处优、光鲜亮丽的正室。

一个，是卑微到尘埃里、憔悴不堪的情人。

三十年的恩怨情仇，三十年的隐忍和不甘，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

我紧张得手心都在冒汗。

我以为，会有一场惊天动地的撕扯，一场不堪入目的辱骂。

可没有。

杨师母只是看着她，嘴角勾起一抹胜利者的微笑。

“陈小姐，我丈夫，今天正式退休了。”

她刻意加重了“我丈夫”三个字。

“这三十年，辛苦你了。”

她说的是“辛苦”，语气里，却满是轻蔑和羞辱。

“把他照顾得这么好。工作上，生活上，方方面面。”

“现在，他是我一个人的了。以后，就不劳你费心了。”

字字诛心。

每一句，都像一巴掌，狠狠地扇在陈姨的脸上。

陈姨的脸，白得像一张纸。

她的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能说什么呢？

她有什么资格说呢？

她连一个“不”字，都说不出口。

因为她什么都不是。

杨师母说完，优雅地转身，挽住杨总的胳膊。

“卫国，我们回家。”

杨总像个被抽了魂的木偶，任由她拖着，朝门口走去。

从头到尾，他没看陈姨一眼。

一眼都没有。

仿佛那个陪了他三十年的女人，只是空气。

宴会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看着这场无声的凌迟。

直到杨总夫妇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大家才像活过来一样，开始窃窃私语。

“天哪，正宫娘娘亲自下场，太霸气了！”

“陈姨这下惨了，脸都被人按在地上摩擦了。”

“活该！当小三就该有这个下场！”

那些声音，像无数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再也忍不住，冲了出去。

我在酒店的走廊尽头，找到了陈姨。

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她在哭。

压抑了三十年的眼泪，在这一刻，终于决堤。

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陈姨，你没事吧？”

她回过头。

那个拙劣的妆，已经被眼泪冲得一塌糊涂。

黑色的眼线，红色的口红，混在一起，在她脸上画出了一道道狼狈的沟壑。

她看着我，突然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小张，我是不是很可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以为……我以为他至少会跟我说声再见。”

“我以为，这三十年，总归是有点什么的。”

“可我错了。”

“什么都没有。”

“在他心里，我可能……连那杯茶都不如。”

“茶凉了，可以再泡。我呢？我老了，没用了，就该被扔掉了。”

她一句一句地说着，声音平静得可怕。

可我知道，她的心，已经被撕碎了。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

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

一个很老旧的小区，楼道里堆满了杂物，灯光昏暗。

她的家很小，一室一厅，但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穿着白衬衫，扎着两个麻花辫，笑得一脸灿烂。

是陈姨。

是那个还没遇见杨总，还没被生活磨去所有光彩的，陈雪梅。

照片旁边，还有一张。

是一个小男孩，虎头虎脑的，骑在一辆儿童自行车上。

“这是我儿子。”陈姨指着照片，眼里终于有了一丝光。

“他很出息，在北京一家大公司当程序员，年薪很高。”

“他说，等他再攒两年钱，就把我接过去。”

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侧脸，突然很想问她一个问题。

“陈姨，你后悔吗？”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她才幽幽地叹了口气。

“后悔有什么用呢？”

“人这一辈子，跟走路一样。走错了，就回不了头了。”

“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

是啊。

一条道走到黑。

三十年。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

欢送会第二天，是周六。

我睡到中午才起，打开手机，看到公司群里炸了锅。

陈姨，提交了离职申请。

理由是，个人原因。

没有人惊讶。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没有了杨总，她留下来，只会成为一个笑话。

周一上班，我没在公司看到陈姨。

她的工位，空了。

桌上的东西，都收走了。

只留下一个用了很久，已经磨得发亮的鼠标垫。

仿佛在证明，这里曾经有人坐过。

公司很快招了一个新的行政，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年轻，漂亮，嘴巴甜。

她很快就学会了怎么订水，怎么修打印机。

办公室里，好像什么都没变。

陈姨这个人，就像一颗被拔掉的蛀牙，起初会有点不习惯，但很快，那个空缺就会被遗忘。

只有在某个瞬间，大家才会猛地想起她。

比如，新来的小姑娘把茶泡得太浓，新总皱着眉头让她倒掉的时候。

比如，打印机卡纸，大家手忙脚乱半天也搞不定的时候。

比如，开大会，投影仪突然坏了，没人知道备用灯泡在哪的时候。

在这些时刻，总会有人下意识地喊一句：“陈姨呢？”

然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杨总退休后，再也没来过公司。

听说，他真的带着老婆去旅游了。

朋友圈里，杨师母发了很多照片。

长城，故宫，天安门。

照片上，她笑靥如花，挽着杨总的胳膊，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

杨总也笑着，只是那笑容，总感觉有点僵硬。

我把那些照片，一张张点开，放大。

我看到杨总的头发，比在公司的时候，白了更多。

我看到他眼角的皱纹，深得像一道道峡谷。

我看到他眼神里的疲惫和空洞。

那一刻，我突然在想。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偶尔想起那个给他泡了三十年茶的女人？

他会不会，也有一丝丝的后悔和愧疚？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陈姨从我们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她没退公司群，但再也没发过言。

她的朋友圈，也设置了三天可见，一片空白。

我试着给她打过几次电话，都提示已关机。

我甚至去她家小区找过她，可邻居说，她早就把房子卖了，跟着儿子去北京了。

她走得那么干脆，那么彻底。

仿佛要将这三十年的过往，连根拔起。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转眼，一年过去了。

我也从一个职场菜鸟，变成了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老油条。

我学会了看领导脸色，学会了跟同事打太极，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具下。

我越来越像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大人。

我几乎快要忘了陈姨。

直到那天。

那是个周末，我陪女朋友去逛公园。

公园里有很多老人，跳广场舞的，下象棋的，唱红歌的。

一片祥和热闹的景象。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一个角落里，一个头发花白的阿姨，正坐在一张长椅上，给一个小女孩喂水。

是陈姨。

她瘦了，也黑了。

但精神，却比在公司的时候，好很多。

她穿着一件普通的碎花衬衫，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柔和的笑意。

那个小女孩，大概两三岁，扎着两个羊角辫，很可爱。

应该是她的孙女。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走了过去。

“陈姨？”

她闻声抬起头，看到我，愣了一下。

随即，她也认出了我。

“小张？”她有点惊喜，“你怎么在这？”

“我……我路过。”我有点语无伦次。

我们简单地聊了几句。

我才知道，她并没有去北京。

她儿子工作太忙，根本没时间照顾她。

她把房子卖了，用那笔钱，在郊区租了个小房子，帮人带孩子，赚点生活费。

“挺好的。”她说，“每天跟孩子在一起，心里踏实。”

我看着她脸上那种满足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表情，心里五味杂陈。

我问她：“那……杨总呢？”

问完我就后悔了。

我不该提那个名字。

陈姨的笑容，果然僵了一下。

但很快，她就恢复了平静。

“他啊。”她淡淡地说，“听说了，去年冬天，突发脑溢血，走了。”

我大吃一惊。

“走了？”

“嗯。”

“那……杨师母呢？”

“不知道。”陈姨摇了摇头，“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她说得那么云淡风轻。

仿佛在说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三十年的爱恨纠葛，三十年的青春和血泪，到头来，只剩下这轻飘飘的四个字。

一阵风吹过，吹起了她鬓角的白发。

夕阳下，那些白发，像冬日里，落在枯枝上的，最后一场雪。

冰冷，又决绝。

我们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她孙女闹着要回家，她站起身，跟我告别。

“小张，我走了。”

“陈姨，你……保重。”

她冲我笑了笑，牵着小女孩的手，慢慢地，走进了夕阳里。

一老一小，两个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越走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重大。

可回头看，其实所有的相遇，都不过是命运开的一个，不好笑的玩笑。

而我们，都是那个，听了笑话，却哭出来的人。

陈姨的故事，在我们公司，已经成了一个传说。

新来的员工，偶尔会听到老员工们，在茶水间里，添油加醋地讲起。

讲那个沉默寡言的行政专员。

讲那个霸道专权的杨总。

讲那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

故事的结尾，总是充满了各种猜测。

有人说，陈姨拿了杨总一大笔分手费，回老家养老了。

有人说，陈姨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

甚至有人说，杨总的死，跟她脱不了干系。

每当这时，我都会默默地走开。

我不会去辩解，也不会去澄清。

因为我知道，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陈姨。

真的陈姨，那个叫陈雪梅的女人，她的人生，远比这些流言蜚语，来得更复杂，也更苍凉。

她爱过，恨过，付出过，也失去过。

她用三十年的时间，演了一场独角戏。

戏里，她是唯一的主角，也是唯一的观众。

如今，戏演完了，幕落了。

她终于可以，脱下那身沉重的戏服，去做回她自己。

那个会笑，会哭，会为了给孙女买一个冰淇淋而开心的，普通的，老太太。

至于杨总，那个在她生命里，扮演了三十年男主角的男人。

他留给了她什么呢？

是一段见不得光的爱情？

是一场人尽皆知的羞辱？

还是一头，再也回不去，也染不黑的白发？

或许，都有。

也或许，什么都没有。

就像那杯她泡了三十年的茶。

人走了，茶凉了。

杯子空了。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