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失踪家人苦寻79年，2010年国安部确认：他是周恩来手下特工

2010年2月清晨，家住上虞的连光荣刚端起茶杯，电话铃突兀响起。那头的声音郑重而低沉：“请您做好心理准备，您的祖父身份已经核实完毕。”茶水晃出杯口，他愣在原地，脑海里只剩一句话——“我们终于找到他了”。

这通电话把人们拉回到79年前的上海。1931年4月的一天傍晚，正在梳头的陈三发听见院门关合，丈夫连德生抬手示意：“今晚加班，别等我。”她以为又是普通的一天，谁知这一去，成了人海蒸发。等到夜色尽黑，屋外凉风刮动门闩，丈夫仍未回家。陈三发守着煤油灯，从焦急挨到天明。

几周后，丈夫仍无音讯。她冒雨赶到英商电车公司，对方只给出一句“早已辞职”。那一刻，陈三发第一次体会到“失踪”二字的重量。半年后，一封来自香港的薄纸飘来：“家中可好？切勿挂念。”简单十几个字，像把人吊在半空。她等了一年又一年，信再没来。

与此同时，上海另一条暗流正在加速。1928年春，周恩来在秘密据点挑选红队骨干，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归来的连德生榜上有名。组织给他的任务只有一句：“隐入人群，刺向黑暗。”从那天起，他的名字与家人公开的生活彻底分叉。

特工生涯刀尖起舞。最紧张的一次行动发生在1929年底，叛徒白鑫躲在法租界公馆，数十名便衣把守。周恩来拍板制裁，连德生主动领命。他没得到“亲自动手”的准许，却调来一把柯尔特手枪，最终成为击毙白鑫的凶器。行走在死亡边缘，他必须像幽灵一样不留痕迹，因此连给家里寄信都要先辗转香港。

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全线告急，连德生得到密码电：“立刻撤离，身份不能暴露。”他背起随身小包，深夜穿过虹口的弄堂口，连道别都不敢多说。几天后，他抵香港，随即被派赴江西中央苏区。那里枪火更密，物资更缺，可信息线一断就会有整支部队陷入黑暗，他咬着牙撑起交通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留下的留守干部明知可能有去无回，却仍需顶住。连德生带伤坚持在无线电房，靠半截手臂维系联络。第五次“围剿”失败后，敌人收紧包围圈。1935年3月初，他在大余金莲山被俘。

讯问持续三昼夜，烙铁、竹签、鞭打轮番上阵。负责审讯的特务恼羞成怒：“说出暗号，我们保你全家！”他抬头冷冷一句：“痴心妄想。”3月21日拂晓，刑场枪声划破山谷，他留下最后一呼：“共产党万岁！”年仅42岁。

牺牲的消息被严密封存。档案写的是“连得胜”，连德生的家属根本无从比对。此后几十年，家中三代人踏上寻亲路。1969年，病榻上的陈三发把孙子拉到床边：“你爷爷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他一定有苦衷。”那时的信息壁垒厚得像城墙，连名字都查不到，更别提细节。

连信保成年后投身部队，做过陈毅的司机，却从未向首长提问过父亲。现实残酷且讽刺：父亲曾与陈毅并肩作战，而儿子每天就在陈毅车前车后，却被时间隔断。抗美援朝爆发，他主动报名奔赴前线，再次错失翻卷尘封档案的机会。

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悄然改变查证模式。2008年退休的连光荣偶然在一部网络小说里瞄到“连德生”三字，故事里那位特科队副的经历，和年少时听来的家族碎片惊人吻合。他开始在论坛、数据库里大海捞针，凡有蛛丝马迹便截图、打印、存档。有人质疑：网络多是虚构。他一句回答：“哪怕一成真，也比过去没路强。”

第二年，他在江西赣州烈士英名录发现“连得胜”。生平、牺牲地点与家族记忆再度重叠，他直奔当地党史办，翻出一份1935年的《绥靖公报》。公报记载：刘伯坚、连得胜等人于金莲山下被处决。至此，连家后人掌握了最关键的人证、物证，所有材料装满两只文件袋，被递交到国家安全部。

甄别过程历时数月。档案、人证、口述、枪决地点乃至骨骼DNA一一核对，最终结论：连得胜即连德生，中央特科行劫队副，牺牲时身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2010年2月电话里那句“已经核实”背后，是四代人散布在近八十年的苦苦追索，也是国家隐蔽战线对无名烈士的郑重交代。

同年清明，上虞烈士陵园新立一座墓碑。碑文写到：“连德生，1903—1935，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就义。”祭奠的人群里，连光荣点燃香烛，轻声说：“爷爷，回家了。”枪声早已停歇，但冰冷石碑下埋着的是一条用生命守护信仰的脊梁。对于后辈而言，答案虽迟，却终究到来；对于历史而言，一枚缺失的拼图，被妥帖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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