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聊两汉：汉代的环境治理拼图

2023 年深秋，西安汉长安城遗址西市考古现场，当考古队员用软毛刷清理出一节带着青苔痕迹的陶管。

它正是西汉长安城的 “地下下水道零件”。

汉长安城的陶质下水管道，堪称古代城建的 “精密仪器”。

目前已清理出的管道主要有两种形制：圆形管适配居民区，直径 20-40 厘米，单节重约 30 公斤，方便人工搬运安装。

五角形管多用于皇宫区域，边角设计增强抗压性，能承受宫殿建筑的重量。

最关键的是 “榫卯拼接” 技术 ，每节陶管的 “子口” 可精准插入另一节的 “母口”，缝隙处用黏土密封，形成严密的排水通道。

即便在地下埋藏千年，仍能看到清晰的密封痕迹。

郑州大学建筑学院的模拟实验显示，这种陶管的排水效率惊人。

在模拟西汉长安城的降雨强度下（每日 50 毫米），直径 30 厘米的管道每小时可排水 1.2 立方米，相当于现代小区的小型排水主管标准。

更精妙的是 “雨污分流” 设计：西市遗址的主干道管道呈 “Y” 形，主管道承接雨水，支管道连接商铺后厨，专门排放淘米水、油污等生活污水，避免杂物堵塞主管道 。

这种思路，比 19 世纪欧洲城市普及的雨污分流系统早了近 2000 年。

2. 覆盖全城的 “地下网络”

汉长安城的排水系统绝非 “局部工程”。

考古发现，从皇宫的未央宫、长乐宫，到平民居住的 “160 里坊”，再到商业区西市，地下都铺设有陶质管道，已探明的总长度超过 3000 米。

未央宫前殿的排水管道更是 “豪华配置”：采用双层五角形陶管，外层抗压、内层防腐蚀，管道内壁还刻有 “大匠” 二字 。

这是汉代官营手工业的标记，说明皇室排水系统由最高级别的工匠负责建造。

对比同时期的古罗马下水道（以石材为主，主要服务于公共浴场和皇宫），汉代陶管的优势在于 “普及性”。

不仅覆盖核心区域，还延伸到普通居民区。

在长安城 “宣平里” 居民区遗址，每户院落的墙角都有小型陶管接入街道主管道，就像现代小区的 “入户排水管”。

这种 “全民共享” 的环卫设施，折射出西汉都城 “以人为本” 的城建理念。

不远处的遗址东北部，另一处发现同样刷新认知。

占地 20 平方米的 “都厕”（公共厕所）遗迹里，4 个青石板蹲位并列排布，每个蹲位下方都连着倾斜的陶管，直接接入地下排水网。

蹲位间的矮墙、角落的 “厕纸替代品”（炭化粟米壳），无不透露着汉代人对环境卫生的极致追求。

汉代的厕所早已告别 “随地排泄” 的原始状态，形成了 “公共厕所 + 私人厕所” 的分层体系。

在汉长安城东北部发现的 “都厕” 遗迹，是迄今最早的汉代公共厕所实物。

地面铺青石板防滑，4 个蹲位用矮墙分隔，保证隐私；蹲位下方的陶管倾斜角度为 15 度，刚好让污物顺利流入地下排水系统，避免淤积。

考古队员还在厕所角落发现了一个陶瓮，里面装满炭化的粟米壳和菜叶 。

这是汉代人的 “厕纸替代品”，比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的 “纸厕纸” 早了数百年。

贵族阶层的厕所则更显精致。

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 “便携式厕所”，堪称汉代 “环卫奢侈品”。

整体呈长方形，下方是可拆卸的粪箱，上方有带扶手的踏板，侧面刻 “便房” 二字。

专家推测，这个厕所是刘胜出行时使用的，粪箱装满后可直接运到农田施肥。

这正是汉代 “粪肥还田” 理念的体现。

《氾胜之书》中明确记载：“取粪汁渍谷种，则苗壮”，可见粪便在汉代不是 “垃圾”，而是重要的农业资源。

考古队员还在这里发现了两个相邻的垃圾坑：一个坑内主要是破碎的陶片、瓦片，另一个坑则满是兽骨、蛋壳和腐烂的植物残骸。

通过土壤检测，前者是 “建筑垃圾”，后者是 “厨余垃圾”，明显是人为分类丢弃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厨余垃圾坑的土层中含有大量腐殖质，说明这些垃圾最终被运到农田当肥料。

而建筑垃圾坑中的陶片、瓦片，边缘有明显的打碎痕迹 。

它们很可能被重新加工成 “骨料”，用于建筑地基的填充料。

这种 “分类处理 + 资源回收” 的模式，在汉代并非个例。

河南偃师汉代商城遗址中，还发现了专门的 “陶片回收坑”，里面的陶片大小均匀，显然经过筛选。

考古专家王仁湘指出：“汉代人已经意识到，不同垃圾有不同的‘归宿’，这种意识不是偶然，而是农业文明中‘物尽其用’理念的延伸。”

汉代的环境卫生不是 “自发行为”，而是有制度保障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都城设有 “都水令”，专门负责 “沟渠疏浚、水环境治理”。

还有 “司空” 官职，掌管 “城郭、宫室、道路、环境卫生”。

这些官员手下有专门的工匠和杂役，定期清理下水道和公共厕所 。

在汉长安城下水道遗址中，曾发现带有 “司空丞印” 的铜印，印证了官方管理的痕迹。

《汉律》规定：“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也就是说，若有人穿墙排放污水，会被打六十杖。

对于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也有 “弃灰于道者，黥为城旦”

的严厉惩罚。这种 “立法护卫生” 的思路，让汉代的环卫设施得以长期运转。

当然，汉代的环境卫生也有局限：公共厕所主要集中在城区，偏远村落仍以 “简易茅厕” 为主；污水最终排入河流，缺乏现代的净化处理。

但这些不足，更凸显了其核心智慧的珍贵 —— 真正的环境卫生，从来不是 “末端清理”，而是 “源头规划 + 资源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