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决定解放西藏，统帅人选定不下来，刘伯承：派地主去

1950年正月初五，重庆山城的夜雨未停，灯光漏过窗纸，刘伯承伏案翻着一摞电报。毛主席从莫斯科拍回的电文反复强调：西藏非解不可，但必须赶在大雪封山前。时间紧，难度大，统帅人选却迟迟没定，这成了让总前委头疼的第一桩事。

回想三个月前，1949年12月，列车疾驰在满是积雪的中东铁路线，毛主席与随行人员谈得最多的也是西藏。他清楚，那里不仅关乎边疆安全，还牵动民族团结；更棘手的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交通、粮秣、人心，缺一项都足以拖垮一支劲旅。毛主席反复叮嘱：解放西藏既不能操之过急，也绝不能拖到来年雪季，秋前必须见分晓。

西北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的将领们接到电文后，先做了两步准备：一是派侦察小分队在康藏线、青藏线埋下情报点，摸清雪线高度、口粮储备、藏族民情；二是从卫生部门调骨科、呼吸科医生，编进随军机动卫生队。所有人都明白，这次行动近乎一次“小长征”。

到了1950年2月初，摆在刘伯承案头的名册已花去大半。老将们多半在辽沈、平津、渡江几场大仗里落下旧伤，呼吸系统问题尤为普遍，一上高原就可能晕厥；年轻军官虽勇，却缺独立带兵经验。刘伯承不止一次叹气：这仗得选又能打、又能忍，还得会做统战工作的主。

有人提议就近动用西康的六十二军。刘伯承摇头，没有多解释，原因很简单——那支部队虽近，却不是直接隶属于自己调度的番号，关键时刻难免手生。再想想，二野下辖九个军里唯有第十军最能吃苦，可军长杜义德肺病严重，军医判定不宜进藏，高海拔会要命。人选再度搁浅。

一个阴雨午后，参谋拿着体格鉴定表进屋，顺口念叨：“第十八军那边身体合格率最高，只是军部离前线远。”刘伯承忽地站起，冒出一句：“要不派地主去！”口气肯定，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但理已成形。所谓“地主”，正是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的绰号。此人爱招知识分子，南京解放后别的部队一共挑出三千多名懂业务的干部，他一个军就交了四千人，战友打趣说他“家底厚得像地主”。

第二天上午，张国华与政委谭冠三赶到重庆军部。寒暄未毕，刘伯承单刀直入：“杜义德身体不行，第十军缺帅，你二位可否领之进藏？”张国华沉吟片刻，请求宽限三天考虑。刘伯承点头，只交代一句：“雪季之前必须拿下拉萨。”

三天后，会议室里，张国华略显憔悴，却语气坚定：“我们还是带自己的兵，十八军进藏。”刘伯承没多话，只把一张西藏简图摊在桌面，用铅笔重重划出康藏线：“三个月，走完它。”

动身前，川西突发匪患，桥梁被炸、粮道被掐。张国华先带主力平匪，硬是用二十天修复关键便桥。部队重上征途时，已是1950年3月下旬，离雪封山只剩不足五个月。

沿途困难超乎想象。金沙江一段，骡马多半摔进激流；战士们靠藤蔓拉人拉枪，十米一站。夜间气温零下二十度，帐篷薄如纸，冻裂的军靴翌日一踩就碎。最艰的一次断粮发生在巴塘与理塘之间，野草砍来煮汤，还是半锅苦水。有人回忆：“听见自家马啃树皮都羡慕，真想跟它抢几口。”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国华顶着高原风雪背着半岁女儿行军。他说服部属的办法不多，只有亲身示范。可天不作美，孩子得了肺炎，当天夜里夭折。副官劝他停步安葬，他只是把孩子埋在松树旁，压上石头，转身仍走在队伍最前。同行老兵后来回忆起那幕，语气低得几乎听不见：“军长什么都没说，只是脚步更快了。”

1950年8月中旬，部队抵达当雄草原。此刻高原早晚温差已拉大到二十度，雪粒随风飘。军医统计：两千多人患雪盲，两百余人冻伤截肢。可队伍的缺员不到千人，比预案少一半。原因很简单——没人舍得掉队。谭冠三私下鼓励伤员：“扛过这座坡，就能看见布达拉宫。”

同月19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拉萨河畔升起。张国华登上布达拉宫城墙，回头看见的不是宫殿，而是一串蜿蜒无尽的脚印。刘伯承收到电报，只留五个字批复：“大功告成，休整。”

这一役后来被军史称作“第二次长征”。行程三千二百公里，平均海拔超过四千米，无重火器增援，无空投补给，却啃下了世界屋脊最硬的一块骨头。有人问张国华，“当年要是没去，你后悔吗？”他淡淡一句：“雪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