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得知父亲江腾蛟将接受审判，江新德：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

1980年11月21日清晨，北京的雾气压得人透不过气，丰台废品回收公司值夜班的江新德刚把算盘推开，就听见门口有人小声招呼。那名同事一句“广播里有特别法庭的消息”击中了她的神经，手指顿在珠子上再没动。

同一时刻，距公司两公里外的西后街，李燕平呆坐在木凳上。屋里炉火噼啪作响，她却没感到一丝暖意。收音机里的男声重复被告名单，“江腾蛟”三个字像铁锤一样一下一下砸在耳膜上。她下意识抬头望向墙上发黄的合影，那张年轻骄傲的面孔此刻成了审判席上的被告。

把时针拨回到1950年代，江腾蛟还只是南昌起义队伍里的年轻团职军官。飞机轰鸣、大厂房建设、国土测绘——共和国最缺的正是敢闯敢拼的人，他被派到空军序列，很快在飞行保障和后勤领域露头角。1955年授衔后，他风头无两，出入首长会议，接受苏联专家团的汇报，意气风发得像永远不会跌倒的骑手。

这种光环也罩在了李燕平身上。20岁那年，她在天津见到38岁的江腾蛟，对方一句“跟我到空军机关见见世面”，她便义无反顾。部队文工团的舞鞋还没凉透，她已经跟随丈夫往来北戴河、青岛疗养院，外人眼里羡慕得很：“小李命好，一嫁就嫁到将军府。”

但196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变了。林彪集团暗流涌动，空军成了风口浪尖。江腾蛟与林家往来密切的消息，在机关里从耳语变成了公开的揣测。1969年6月，他让李燕平改名“李岩”，以选拔文工人员的名义南下武汉、南昌，“挑几个合适的姑娘”，这是命令也是暗号。李燕平没有多问，她习惯了“机密”二字带来的优越感。

1971年3月上旬，江腾蛟又一次匆匆赶赴上海。他只是冷冷丢下一句：“林立果找我，有急事。”李燕平懂规矩，只管去给首长机关打条“治病假”条子。那月中旬，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爆发，他们一家瞬间沦为聚光灯下的“嫌疑人”。

同年10月，李燕平被带进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数十张询问笔录，密密麻麻的时间、地点、人物，她几乎无一遗漏地交代。对外，她被取消所有职务；对内，一个多子女家庭顿时天翻地覆。1975年，开除党籍、军籍，随后发往湖北红安县监督劳动。她第一次拿起镰刀，被稻田里半尺长的蚂蟥咬得直跳脚，才发现“将军夫人”这层外衣撕得干干净净。

1979年，中央决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再作系统审理。江腾蛟作为空军系统的骨干成员被列入重新审查范围。与此同时，李燕平的农活任务告一段落，得以带着老式皮箱返回北京投亲。昔日的空军大院早已换了门牌，她只能挤进女儿江新德的两间平房。屋子狭窄，角落里堆着废纸板和玻璃瓶，却是她眼下唯一的落脚处。

那年秋天，北京开始公开播放特别法庭预告。李燕平白天不声不响，夜里却常常坐到拂晓。邻居偶尔听见她喃喃自语：“如果他判了死刑，也算给国家一个交代。”第二天清晨照样端着搪瓷盆去买煤饼，神情像什么都没发生。

与母亲的含糊不同，江新德态度直接。得知父亲即将被押上法庭，她对共事多年的班长庞春兰说了一句：“我爸该落得这个结果，罪有应得。”整间办公室陷入短暂沉默。那句带着东北口音的判词，说出时干脆利落，却也含着堵了十年的郁结。

11月公开审判开始，社会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天津礼堂。江新德没去围观，她守在单位收音机旁抄速记。宣判结果揭晓：江腾蛟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是枪毙，也不是死缓。消息传到丰台小屋，李燕平反而松了一口气，第二天竟破天荒睡到日上三竿。有人猜她是失望，有人说她是庆幸，无从考证。

1981年初，李燕平被确定为行政十八级，以退休干部待遇安置。空军保卫部门给她发了一张灰色津贴本，数额不高，却能勉强维持生活。她没有再提往昔荣誉，只在信中叮嘱各地子女，“把家庭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该工作工作，该检讨检讨”。

1985年，江腾蛟刑满前夕，被转到山西太原疗养。李燕平申请随住照顾，批准文件签得很快——彼时风浪已过。午后小院里，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轮流探望，孩子们端着搪瓷杯递热水。少将的勋表、参谋本部的公函、甚至那张天津舞台的合影，统统被塞进旧行李箱，锁好，推到床底。过往的荣光与污点在尘埃里同归于寂。

细究这桩家事，并非简单的“政治牵连”四个字就能概括。江腾蛟的陨落，是个人盲目追随政治豪赌的缩影；李燕平的跌宕，则折射出体制内“小人物”对风险与诱惑的模糊认知；至于江新德，她的冷静表态看似决绝，实际上是对家族与国家关系的一种现实选择。当家门与国门紧紧相扣，情感与立场往往只能择其一，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残酷方程。

事情终究落幕。老兵的肩章褪色，女儿的算盘珠还在拨动，李燕平用劳改时练出的粗糙手法在炉边煮粥。锅盖缝里冒出的蒸汽模糊了玻璃窗，也模糊了半生的荣辱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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