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前言·】——》
关羽一死被视为咎由自取,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张飞之死,更多是阴谋暗算,仿佛背负了两千年未平的冤屈。一个“死有余辜”,一个“被冤千万年”。这篇文章还原两位虎臣真正的落幕,恐怕后世记忆里,不全是历史真实。
荆州的胜与败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荆州节节胜利。襄樊之战中,水淹七军,俘获于禁,斩庞德,这一系列战果让他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达到巅峰。荆州是刘备集团的东大门,也是连接益州、江东、北方的战略枢纽。关羽长期镇守于此,与刘备、诸葛亮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然而在权力格局中,任何一方的过度膨胀都会引发制衡。孙权始终对荆州心怀觊觎,早年借关羽之力牵制曹操,是策略上的妥协,不是放弃野心。关羽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剧了吴蜀之间的紧张。尤其是北伐襄樊期间,他调走大量兵力,导致荆州防御空虚,这在军事上是极高风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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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关羽与孙权的关系因婚事拒绝而彻底恶化。孙权曾派使者求娶关羽之女,得到的回复近乎羞辱,这等于直接撕掉了外交缓冲的最后一层薄纸。吴国高层开始加快策划夺取荆州的行动,寻找战机。
当吕蒙提出“白衣渡江”之策时,荆州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备在西蜀准备伐吴,未能在第一时间支援;诸葛亮受制于地理与兵力,也无力驰援。关羽在北线作战正酣时,南线突然崩溃,退路被切断。他败走麦城,被俘于临沮。孙权权衡利弊,选择处死,既是报复,也是彻底消除后患。
从战略角度看,关羽虽有忠义之名,却在用兵与外交上犯下致命失误。他的死不仅是孙权的冷酷,也是自身判断造成的困局。这种结果,放在冷静的史实分析中,并非完全无辜。
营帐之内的刀光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失去荆州,蜀汉上下震动。关羽之死让刘备立誓讨伐孙权,张飞是第一批被召集准备出征的将领之一。张飞历来以勇武著称,从桃园结义到长坂坡一声大喝退曹军,他的战功在蜀汉可列前茅。刘备伐吴的筹备中,张飞被要求率兵自阆中南下,与大军会师。
就在此时,张飞的性格问题成为隐患。史书称他“严酷好酒”,对部属动辄杖责,这在长期军旅中易激生怨。营中两名属将范彊、张达因不堪苛待,又畏惧出征风险,夜半潜入中军,刺杀张飞,将首级献往东吴求取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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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是一次因私人怨恨引发的主帅遇害事件。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场刺杀的复杂性更高。刘备急于伐吴,内部调动频繁,军心不稳。范、张二人行刺后能迅速投奔吴境,说明行动路线与接应早有安排,这让人怀疑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势力默许。
张飞的死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伐吴的部署。刘备痛失悍将,士气受挫,但大军仍按计划东进,直至夷陵之战大败。史书对张飞的评价多停留在“性情暴躁,死于部下之手”,这种定性既简单又便于记述,却掩盖了可能的政治算计与内部权力斗争。
与关羽的战死不同,张飞死在自己营中,没有敌军交锋的机会。这种死法既不光荣,也难为后人书写成忠义传奇。于是,史家以性格为因,将全部责任推给他本人,使这位名将背负了两千年的冤屈。
后世的两种标签
关羽死后,蜀汉百姓与士兵的悼念声震动山野。民间很快将他塑造成忠义化身,庙宇遍布各地。历朝历代的官方更是不断拔高形象,从地方神祇到“武圣”,再到与孔子并列的地位。这样的推崇掩盖了许多真实细节——荆州失守不仅仅是孙权的进攻,更有关羽个人战略判断失误与外交孤立的问题。权力斗争里,关羽过于孤行的性格与对吴国的轻视,使他在盟友之间失去缓冲的余地。
在史家的笔下,关羽的骄矜往往被淡化,忠义被放大,这让后人难以接受“死有余辜”这四个字。可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棋局看,他的被杀并不意外,甚至对孙权而言是唯一的稳妥方案。
张飞则恰好相反。正史里对他评价不高,暴躁、好酒、行事不检,容易得罪人。这些特质成了后人解释他被部下刺杀的理由。可仔细研读蜀汉后期的内部局势,张飞手握兵权,且是刘备灭吴计划的中坚。范彊、张达若无更深层的政治支持,贸然杀主几乎不可能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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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除名行动,背后可能牵扯到更高层的默许甚至指令。只是这个可能性,在蜀汉的官方史料里不会出现。张飞的死被简单归结为性格问题,既方便解释,又能避免掀开内部权力斗争的盖子。
这种史料处理方式,使得关羽在后世被神化,张飞在后世被简单化。一个背负了超乎真实的光环,一个背负了无法辩白的骂名。两人的历史境遇,随着时间越走越远,也越难回到原点去评判。
公正与偏见的余响
要真正理解这两人的死,必须把他们放回当时的时空中。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确实曾为蜀汉争得宝贵战略纵深,但同样的冒进与轻视,使他失去了与东吴的平衡点。即便他不死于孙权之手,继续僵持下去,蜀汉也要为荆州的防守付出巨大代价。对孙权而言,清除这位威胁极大的对手,是理性而残酷的抉择。
张飞的问题则更复杂。他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在长坂坡、汉中战役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他的性格与处事方式,与蜀汉日益官僚化、精细化的权力环境格格不入。他是战场上的猛将,却不是权力体系里安全的合作者。当内部权力需要整合、刘备急于出兵东吴时,他的存在既是利器,也是隐患。范彊、张达的刺杀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并不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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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公正往往在于揭开神话与偏见的双重面纱。关羽并非单纯的受害者,他的命运里有自己的选择与失误;张飞也并非单纯的暴徒,他的倒下背后有更大的权力运作。只是,历史叙述的舞台上,观众更愿意看到忠义被颂扬、暴烈被惩戒的剧本,于是故事按照大众心理的需要被加工成流传千年的版本。
今天再去看这段往事,关羽的神庙依旧香火旺盛,张飞的名声依旧带着粗鲁的标签。可在真实的史料背后,两人的冤与过都需要被重新衡量。一个死在敌手刀下,带着战略失误的代价;一个死在自己营帐中,带着内部斗争的阴影。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残酷——它不按情感分配公道,只按利益写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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