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张飞死得冤吗？一个死有余辜，一个被冤两千年！

文|云初 编辑|云初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前言·】——》

关羽一死被视为咎由自取，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张飞之死，更多是阴谋暗算，仿佛背负了两千年未平的冤屈。一个“死有余辜”，一个“被冤千万年”。这篇文章还原两位虎臣真正的落幕，恐怕后世记忆里，不全是历史真实。

荆州的胜与败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荆州节节胜利。襄樊之战中，水淹七军，俘获于禁，斩庞德，这一系列战果让他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达到巅峰。荆州是刘备集团的东大门，也是连接益州、江东、北方的战略枢纽。关羽长期镇守于此，与刘备、诸葛亮形成南北呼应之势。

然而在权力格局中，任何一方的过度膨胀都会引发制衡。孙权始终对荆州心怀觊觎，早年借关羽之力牵制曹操，是策略上的妥协，不是放弃野心。关羽在军事上的成功，加剧了吴蜀之间的紧张。尤其是北伐襄樊期间，他调走大量兵力，导致荆州防御空虚，这在军事上是极高风险的行为。

更严重的是，关羽与孙权的关系因婚事拒绝而彻底恶化。孙权曾派使者求娶关羽之女，得到的回复近乎羞辱，这等于直接撕掉了外交缓冲的最后一层薄纸。吴国高层开始加快策划夺取荆州的行动，寻找战机。

当吕蒙提出“白衣渡江”之策时，荆州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备在西蜀准备伐吴，未能在第一时间支援；诸葛亮受制于地理与兵力，也无力驰援。关羽在北线作战正酣时，南线突然崩溃，退路被切断。他败走麦城，被俘于临沮。孙权权衡利弊，选择处死，既是报复，也是彻底消除后患。

从战略角度看，关羽虽有忠义之名，却在用兵与外交上犯下致命失误。他的死不仅是孙权的冷酷，也是自身判断造成的困局。这种结果，放在冷静的史实分析中，并非完全无辜。

营帐之内的刀光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失去荆州，蜀汉上下震动。关羽之死让刘备立誓讨伐孙权，张飞是第一批被召集准备出征的将领之一。张飞历来以勇武著称，从桃园结义到长坂坡一声大喝退曹军，他的战功在蜀汉可列前茅。刘备伐吴的筹备中，张飞被要求率兵自阆中南下，与大军会师。

就在此时，张飞的性格问题成为隐患。史书称他“严酷好酒”，对部属动辄杖责，这在长期军旅中易激生怨。营中两名属将范彊、张达因不堪苛待，又畏惧出征风险，夜半潜入中军，刺杀张飞，将首级献往东吴求取庇护。

表面上，这是一次因私人怨恨引发的主帅遇害事件。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场刺杀的复杂性更高。刘备急于伐吴，内部调动频繁，军心不稳。范、张二人行刺后能迅速投奔吴境，说明行动路线与接应早有安排，这让人怀疑背后可能存在更深的势力默许。

张飞的死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伐吴的部署。刘备痛失悍将，士气受挫，但大军仍按计划东进，直至夷陵之战大败。史书对张飞的评价多停留在“性情暴躁，死于部下之手”，这种定性既简单又便于记述，却掩盖了可能的政治算计与内部权力斗争。

与关羽的战死不同，张飞死在自己营中，没有敌军交锋的机会。这种死法既不光荣，也难为后人书写成忠义传奇。于是，史家以性格为因，将全部责任推给他本人，使这位名将背负了两千年的冤屈。

后世的两种标签

关羽死后，蜀汉百姓与士兵的悼念声震动山野。民间很快将他塑造成忠义化身，庙宇遍布各地。历朝历代的官方更是不断拔高形象，从地方神祇到“武圣”，再到与孔子并列的地位。这样的推崇掩盖了许多真实细节——荆州失守不仅仅是孙权的进攻，更有关羽个人战略判断失误与外交孤立的问题。权力斗争里，关羽过于孤行的性格与对吴国的轻视，使他在盟友之间失去缓冲的余地。

在史家的笔下，关羽的骄矜往往被淡化，忠义被放大，这让后人难以接受“死有余辜”这四个字。可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棋局看，他的被杀并不意外，甚至对孙权而言是唯一的稳妥方案。

张飞则恰好相反。正史里对他评价不高，暴躁、好酒、行事不检，容易得罪人。这些特质成了后人解释他被部下刺杀的理由。可仔细研读蜀汉后期的内部局势，张飞手握兵权，且是刘备灭吴计划的中坚。范彊、张达若无更深层的政治支持，贸然杀主几乎不可能立足。

因此，有学者推测，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除名行动，背后可能牵扯到更高层的默许甚至指令。只是这个可能性，在蜀汉的官方史料里不会出现。张飞的死被简单归结为性格问题，既方便解释，又能避免掀开内部权力斗争的盖子。

这种史料处理方式，使得关羽在后世被神化，张飞在后世被简单化。一个背负了超乎真实的光环，一个背负了无法辩白的骂名。两人的历史境遇，随着时间越走越远，也越难回到原点去评判。

公正与偏见的余响

要真正理解这两人的死，必须把他们放回当时的时空中。关羽在荆州的军事行动确实曾为蜀汉争得宝贵战略纵深，但同样的冒进与轻视，使他失去了与东吴的平衡点。即便他不死于孙权之手，继续僵持下去，蜀汉也要为荆州的防守付出巨大代价。对孙权而言，清除这位威胁极大的对手，是理性而残酷的抉择。

张飞的问题则更复杂。他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在长坂坡、汉中战役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只是他的性格与处事方式，与蜀汉日益官僚化、精细化的权力环境格格不入。他是战场上的猛将，却不是权力体系里安全的合作者。当内部权力需要整合、刘备急于出兵东吴时，他的存在既是利器，也是隐患。范彊、张达的刺杀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并不孤立。

历史公正往往在于揭开神话与偏见的双重面纱。关羽并非单纯的受害者，他的命运里有自己的选择与失误；张飞也并非单纯的暴徒，他的倒下背后有更大的权力运作。只是，历史叙述的舞台上，观众更愿意看到忠义被颂扬、暴烈被惩戒的剧本，于是故事按照大众心理的需要被加工成流传千年的版本。

今天再去看这段往事，关羽的神庙依旧香火旺盛，张飞的名声依旧带着粗鲁的标签。可在真实的史料背后，两人的冤与过都需要被重新衡量。一个死在敌手刀下，带着战略失误的代价；一个死在自己营帐中，带着内部斗争的阴影。这才是历史真正的残酷——它不按情感分配公道，只按利益写下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