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97岁农民去世，国民党总部从台湾送来牌匾，上书4字民族之光

2007年4月15日清晨，泾阳县大渠镇蒙着细雨。村口的土路泥泞不堪，却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粗略一数，每天都有两三百人。灵堂中央摆着一块从台湾空运而来的木牌匾，乌木底色，金漆四字——民族之光。乡亲有些茫然，外地来客却神色肃穆，他们口中反复提到一个名字：仵德厚。

谁能想到，这位披麻戴孝的主角生前只是地里刨食的老农，平日最大的兴趣是掰玉米、喂山羊。村里年轻人曾悄悄打量过他：衣衫普通，背已微驼，走路却依旧带着军人般的直线。有人问：“仵爷，当年真杀过鬼子吗？”老人摆摆手，“活下来的人没啥可夸。”三句话便合上旧事，再没多言。

故事要从更早的1930年说起。那年冯玉祥重返陕西整军，乡里十里八村都在谈征兵。20岁的仵德厚在三师范做勤工俭学，白天上课，夜里削铅笔、抄讲义挣钱，眼看还是凑不齐下一学年的学费。动荡年代，求学与从军之间，他很快做了抉择——“先保家，后读书”。于是，他给母亲留下一封匆匆的纸条便跟着征兵队走了。

军旅生活把这个穷孩子的棱角彻底磨亮。行军、拉练、射击，只用了半年，他就因枪法精准被调进排部当副排。战友给他起外号“仵疯子”，原因很简单：打起仗来，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战壕，却又能活着回来。一次夜袭，子弹擦破他的左耳，他仍死盯敌人机枪点不松手，连长骂他“不要命”，他回一句：“命攥紧了，战友命就松了。”

1938年春，台儿庄鏖战进入最紧要关头。前线电报说，日军两个联队正逼近城北，门户若破，华北大门难守。仵德厚主动请命，“给我四十人，抢回阵地。”当晚月色昏暗，敢死队贴着地面潜行，掷弹、白刃，硬是在黎明前夺下制高点。战后统计，四十人仅剩三人，仵德厚遍体伤痕，却仍握着缴获的指挥刀。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作战名单上写着“营副仵德厚，殊勋”。

抗战结束后，他留在国民党军中。内战爆发，山西战场形势急转。1948年底，他已是30军27师副师长。太原被围，守军粮弹告急，师部有人劝他投诚，他却固守旧义。有人记得，他对部下说过一句硬话：“城在人在。”结果，城破人俘。1949年春，他被押往战俘营，后以破坏起义、致一名解放军干部牺牲的旧案，被判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战犯改造制度逐步完善。太原战犯管理所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听政治课。起初冷眼旁观，慢慢也开始思索。1954年的一堂课后，他主动找到管理干部：“早年认死理，如今回头，算是看明白了。”1959年刑满，他被安置在太原砖厂当装窑工，月薪不高，脊背却再没挺不起。1975年，中央文件下达，原国民党团以上人员符合条件者获释返乡，他才背着一床旧军毯踏上回家路。

家乡已变。父母坟头青草半人高，妻子早亡，旧宅只剩残墙。村里对这位“从天而降”的五十多岁汉子颇感陌生，但很快，仵德厚用锄头和汗水赢得了信任。春播夏锄，他从不落后；收工后，常一个人坐在院里磨那把缺口的大刀。有人问那刀何用，他说：“割草。”其实，大刀的刀背上，依稀还能看见当年台儿庄激战时留下的弹痕。

1994年，一档地方电视栏目回顾台儿庄战役，主持人无意间提到敢死队名单。西安一位大二学生惊讶地发现，名单里竟有自己早年常寄米寄面的堂叔。他进村求证，仵德厚淡淡一句：“我在。”此事经媒体披露，老人的身份逐渐传开，高校历史社团、军史专家、烈士后代接踵而至，而他始终保持沉默。偶尔有人记录口述，他只说战友的名字，从不渲染自己。

时间滑到2007年。农历三月二十七，仵德厚因衰竭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丧讯传出，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老兵后代赶往泾阳。灵堂内，国民党党中央党部寄来挽联和牌匾，这是极少见的跨海吊唁。牌匾落地那刻，现场一片静默。有人低声感叹：“迟来的四个字，可算没让老英雄空等。”

葬礼结束后，牌匾被村民请进祠堂，香火常年不绝。乡亲没把“民族之光”当作神秘的旌表，只把它当成对一位老农晚年的敬称——杀敌是他，种田也是他。有人说，他的一生像一条曲折的河，时而湍急，时而沉寂，终究流回故土。仵德厚既没有留下豪言，也没留下遗嘱，可他在那一夜守住台儿庄，用血把“民族之光”四字刻进了岁月，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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