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5日清晨,泾阳县大渠镇蒙着细雨。村口的土路泥泞不堪,却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粗略一数,每天都有两三百人。灵堂中央摆着一块从台湾空运而来的木牌匾,乌木底色,金漆四字——民族之光。乡亲有些茫然,外地来客却神色肃穆,他们口中反复提到一个名字:仵德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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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这位披麻戴孝的主角生前只是地里刨食的老农,平日最大的兴趣是掰玉米、喂山羊。村里年轻人曾悄悄打量过他:衣衫普通,背已微驼,走路却依旧带着军人般的直线。有人问:“仵爷,当年真杀过鬼子吗?”老人摆摆手,“活下来的人没啥可夸。”三句话便合上旧事,再没多言。
故事要从更早的1930年说起。那年冯玉祥重返陕西整军,乡里十里八村都在谈征兵。20岁的仵德厚在三师范做勤工俭学,白天上课,夜里削铅笔、抄讲义挣钱,眼看还是凑不齐下一学年的学费。动荡年代,求学与从军之间,他很快做了抉择——“先保家,后读书”。于是,他给母亲留下一封匆匆的纸条便跟着征兵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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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旅生活把这个穷孩子的棱角彻底磨亮。行军、拉练、射击,只用了半年,他就因枪法精准被调进排部当副排。战友给他起外号“仵疯子”,原因很简单:打起仗来,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战壕,却又能活着回来。一次夜袭,子弹擦破他的左耳,他仍死盯敌人机枪点不松手,连长骂他“不要命”,他回一句:“命攥紧了,战友命就松了。”
1938年春,台儿庄鏖战进入最紧要关头。前线电报说,日军两个联队正逼近城北,门户若破,华北大门难守。仵德厚主动请命,“给我四十人,抢回阵地。”当晚月色昏暗,敢死队贴着地面潜行,掷弹、白刃,硬是在黎明前夺下制高点。战后统计,四十人仅剩三人,仵德厚遍体伤痕,却仍握着缴获的指挥刀。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遍大江南北,作战名单上写着“营副仵德厚,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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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他留在国民党军中。内战爆发,山西战场形势急转。1948年底,他已是30军27师副师长。太原被围,守军粮弹告急,师部有人劝他投诚,他却固守旧义。有人记得,他对部下说过一句硬话:“城在人在。”结果,城破人俘。1949年春,他被押往战俘营,后以破坏起义、致一名解放军干部牺牲的旧案,被判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战犯改造制度逐步完善。太原战犯管理所里,他一边劳动,一边听政治课。起初冷眼旁观,慢慢也开始思索。1954年的一堂课后,他主动找到管理干部:“早年认死理,如今回头,算是看明白了。”1959年刑满,他被安置在太原砖厂当装窑工,月薪不高,脊背却再没挺不起。1975年,中央文件下达,原国民党团以上人员符合条件者获释返乡,他才背着一床旧军毯踏上回家路。
家乡已变。父母坟头青草半人高,妻子早亡,旧宅只剩残墙。村里对这位“从天而降”的五十多岁汉子颇感陌生,但很快,仵德厚用锄头和汗水赢得了信任。春播夏锄,他从不落后;收工后,常一个人坐在院里磨那把缺口的大刀。有人问那刀何用,他说:“割草。”其实,大刀的刀背上,依稀还能看见当年台儿庄激战时留下的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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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一档地方电视栏目回顾台儿庄战役,主持人无意间提到敢死队名单。西安一位大二学生惊讶地发现,名单里竟有自己早年常寄米寄面的堂叔。他进村求证,仵德厚淡淡一句:“我在。”此事经媒体披露,老人的身份逐渐传开,高校历史社团、军史专家、烈士后代接踵而至,而他始终保持沉默。偶尔有人记录口述,他只说战友的名字,从不渲染自己。
时间滑到2007年。农历三月二十七,仵德厚因衰竭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丧讯传出,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老兵后代赶往泾阳。灵堂内,国民党党中央党部寄来挽联和牌匾,这是极少见的跨海吊唁。牌匾落地那刻,现场一片静默。有人低声感叹:“迟来的四个字,可算没让老英雄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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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结束后,牌匾被村民请进祠堂,香火常年不绝。乡亲没把“民族之光”当作神秘的旌表,只把它当成对一位老农晚年的敬称——杀敌是他,种田也是他。有人说,他的一生像一条曲折的河,时而湍急,时而沉寂,终究流回故土。仵德厚既没有留下豪言,也没留下遗嘱,可他在那一夜守住台儿庄,用血把“民族之光”四字刻进了岁月,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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