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刑法上没有“拐卖男人罪”？

为什么刑法上没有“拐卖男人罪”？不是法律“忽略”了男性

近日，一则关于某地立法保护大龄未婚女性的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一位网友回复关于“男女平等”的留言说：“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没有拐卖男人罪。” 他还列举了一个媒体近期报道的案例，一个17岁的未成年将19岁的男朋友以10万元的价格卖到了缅甸。

这个问题直指一个看似“不平等”的法律现象：同样是失去自由、被当作商品贩卖，为何法律单独将“妇女、儿童”列为拐卖罪的保护对象？难道男性的身体自由权就不值得同等保护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穿越法条的字面，探寻其背后的立法逻辑、历史与现实。

一、 法条溯源

首先来看现行《刑法》是如何规定的：

第二百四十条 【拐卖妇女、儿童罪】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
（此条共列出了八种严重情形）

法律条文清晰明确，保护对象是“妇女”和“儿童”。那么，被拐卖的男性该怎么办？他们并非无法可依，只是适用的罪名不同。

男性若被非法拘禁、强迫劳动，通常会涉及以下罪名：

• 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38条）：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 强迫劳动罪（刑法第244条）：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

• 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4条）：如果在过程中造成身体伤害。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把男性也直接放进“拐卖”的范畴里，来个“一锅烩”呢？

二、 立法初衷：保护特定的“法益”

刑法的每一个罪名，都是为了保护一种特定的“法益”（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和生活利益）。“拐卖妇女、儿童罪”保护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更重要的是其人格尊严、性自主权、家庭关系以及人身不可买卖的文明底线。

1、历史与现实的犯罪焦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妇女和儿童因其生理、社会地位等原因，更容易成为人口贩卖的目标，并被物化为“性剥削”等对象。这种犯罪具有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性，它摧毁的是人最基本的尊严，将人彻底“物化”。立法者正是基于这种长期、普遍且危害性极大的犯罪现象，设立了此罪，进行“精准打击”和“特别保护”。

2、犯罪的典型链条不同：

拐卖妇女儿童：典型的犯罪链条是 “拐骗→中转→贩卖→获利” ，受害者被明确当作“商品”在不同环节倒手，最终买家可能是为了强迫结婚、生育或性奴役。

“拐卖”男性：如最为典型的黑煤矿案例，其犯罪模式通常是 “欺骗/绑架→囚禁→强迫劳动→榨取价值”。在这里，男性主要被当作“劳动力”来剥削，而非作为“人”本身在市场上被转卖。整个犯罪的核心是“强迫劳动”，而非“贩卖人口”。

简而言之，立法者认为，将妇女、儿童作为“商品”进行买卖这一行为本身的罪恶，需要用一个独立的、刑罚更重的罪名来惩治。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起刑点就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至死刑，其严厉程度远高于非法拘禁罪（通常三年以下）和强迫劳动罪（通常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年以上）。这体现了法律对践踏人格尊严行为的最强烈谴责。

三、 是法律“漏洞”，还是“体系化”保护？

有人会问，这是不是法律的漏洞？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实际上，刑法提供了一个“工具箱”。对于“拐卖”男性的行为，司法实践会使用“非法拘禁罪”、“强迫劳动罪”，甚至“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工具进行“组合拳”式的惩处。如果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数罪并罚，最终的刑期也可能非常重。

但这依然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1、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尽管可以通过其他罪名定罪，但“拐卖”这个词所承载的对“人格商品化”的否定，是其他罪名无法完全替代的。将男性排除在外，是否在无形中传递了一种“男性不会被当作商品贩卖”的潜在信息，从而削弱了对男性面临类似风险的认识？

2、犯罪形态在演变：随着时代发展，犯罪形式也在变化。跨国人口贩卖中，男性也可能成为各种形式剥削的受害者。法律是否应该更具前瞻性，考虑将“拐卖人口罪”作为一个涵盖所有性别的兜底罪名，同时保留“拐卖妇女、儿童罪”作为加重情节？

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公式，它根植于社会现实，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设立“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法律对历史上最脆弱群体倾注的特别关怀，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然而，那位网友的问题，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律在不断发展中需要审视的细节。它提醒我们，对所有人的基本权利——无论男女——的平等保护，是法治的终极追求。讨论“为什么没有拐卖男人罪”，并非要否定对妇女儿童的保护，而是在肯定这一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现有的法律体系，是否足以应对所有形式的人格尊严侵犯？是否能让每一个人，都同样感受到法律那坚定不移的守护？

来源：本文借助AI创作，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