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大姐被人骂“跟野男人私奔”，整整四十年。
从她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退休后第一件事，我就是想找到她。
没想到，当我推开那扇门的时候，看到的情景让我顿时呆住……
当年的真相，比我想象中更残忍。
01
在我办完退休手续，交出办公室钥匙的那天下午，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回了趟早已废弃的纺织厂老家属区。
红砖墙爬满了藤蔓，窗户的玻璃碎了大半，像一张张空洞的嘴。
我站在大门外，仰头看着那个熟悉的窗口，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
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了。
我的大姐苏玉梅，就是从那扇窗户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然后像一滴水汇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到我家之后，看到老伴老周正在捣鼓他那辆旧摩托车，见我神色不对，擦着满是油污的手问我：“怎么了？退下来第一天就魂不守舍的。”
我摇摇头，走进卧室，打开了那个陪我出嫁的樟木箱。
箱子最底下，压着一条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红丝巾。
丝巾的颜色已经有些暗沉，但上面的“劳动模范”四个金字，依然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微光。
这是四十多年前，大姐在全厂技术比武中拿了第一名，厂里奖励给她的。
那时候她才二十出头，是我们红星纺织厂里最耀眼的“一枝花”，麻花辫又黑又粗，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挂在夜空的新月。
她把这条她最宝贝的丝巾送给了我，说等我将来考上大学，就戴着它去报到。
可我还没等到戴上它的那一天，她就走了。
据别人说，她是跟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南方男人，在一个闷热的夏夜，私奔了。
我攥着冰凉的丝巾，眼泪一滴滴砸在手背上。我哑着嗓子对门外的老周说：“老周，我想去找我大姐。”
老周愣了半天，走进来，看着我手里的丝巾，叹了口气：“去哪儿找啊？四十年了，连个方向都没有。再说，爸妈当年被她气成那样，你忘了？”
“我没忘。”我擦干眼泪，从丝巾的包裹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一封信纸已经脆黄的信封。那是我二哥苏建军当年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我偷偷藏了起来，藏了四十年。
我指着信封上那个模糊的邮戳，一字一句地说：“我有方向。我要去这里，鹭山县。”
02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儿子和儿媳把我送到站台，满脸担忧：“妈，您一个人去那么远，我们不放心。要不我请几天假陪您去？”
我笑着摇摇头：“你们工作忙，妈又不是小孩子。再说，我也不知道要找多久，你们放心，我会每天打电话报平安的。”
火车开动时，老周隔着车窗对我喊：“小妹，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结。但过去这么多年了，凡事别太强求，见到人平平安安的就好。”
我点着头，泪水却模糊了视线。窗外的城市渐渐远去，四十年前那个压抑的夏天，却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那一年，我们家看似风光无限。
二哥苏建军以全省前十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是整个纺织厂的骄傲。而我也刚刚考上了重点高中，未来一片光明。
大姐苏玉梅更是厂里的红人，技术标兵，先进个人，追求她的年轻小伙能从车间门口排到厂大门。
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父亲在车间检修机器时，被一个操作失误的学徒工用扳手砸伤了腿，造成了永久性损伤。
厂里虽然给了一笔抚恤金，但对于后续的治疗和一家人的生计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更致命的是，父亲因此丢了工作。
家里的顶梁柱塌了。
就在全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厂办的王主任找上了门。
他带来了厂长的“关怀”，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提议”。
厂长的儿子，那个在厂里出了名游手好闲的“太子爷”，看上了我大姐。
只要大姐同意这门婚事，不仅父亲的医药费全包，还能给父亲安排一个看大门的清闲工作，甚至承诺等我二哥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厂里的技术科。
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也是一个把大姐推进火坑的交易。
我记得那天晚上，大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天一夜没出来。
第二天她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核桃，对爸妈说：“我嫁。”
我冲过去拉着她的手：“大姐，你不能嫁！那个人是什么货色你不知道吗？你会毁了自己一辈子的！”
大姐只是惨然一笑，摸着我的头说：“小妹，家里总要有人牺牲。只要你和建军能有出息，姐这辈子就值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二哥苏建军更是冲动地要去找厂长理论，被父亲死死按住，骂他不懂事。
家里开始压抑地筹备婚事，大姐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每天像个木偶一样，任由母亲拉着她量尺寸、做新衣。
可就在订婚日子的前三天，大姐消失了。
家里翻了天。
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口破口大骂：“这个畜生！她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我没有这个女儿，就当她死在外面了！”
母亲坐在地上，一遍遍地捶着胸口：“我的老天爷啊，这可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
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像刀子一样扎进我们心里。
有人说，亲眼看见大姐上了一个南方口音男人的卡车，那男人长得高大，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
还有人说，大姐早就跟那个男人好上了，嫌贫爱富，看不上我们这个家了。
“私奔”，这个在那个年代最伤风败俗的词，像一块烙铁，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苏家人的脸上。
厂长那边勃然大怒，父亲看大门的工作没了，医药费也停了。
我们家成了整个家属区的笑话。
我躲在房间里，哭得浑身无力。
我无意中在大姐的枕头下，发现了二哥写回来的那封信。
信里二哥说，他申请了助学金，还在学校勤工俭学，让大姐千万不要为了他牺牲自己。
信封的邮戳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鹭山县”三个字。
我当时脑子一片混乱，只觉得大姐一定是去找二哥了。
我不敢把信交给父母，怕他们会迁怒于二哥，毁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前途。
于是，我把这封信藏了起来。
这个秘密，连同那份沉甸甸的愧疚，我藏了整整四十年。
03
火车颠簸了两天一夜，终于抵达了鹭山县。
眼前的景象让我有些错愕。
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南方小城，而是一个灰扑扑的矿区县城。空气中弥漫着煤灰的味道，街道两旁的建筑都显得陈旧而破败。
我拖着行李箱，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旅馆住下。
旅馆老板娘是个热心肠的本地人，听我说是来寻亲的，便好奇地问我找谁。
我拿出那张已经模糊不清的大姐的单人照，说：“我找我大姐，她叫苏玉梅，四十年前可能来过这里。”
老板娘接过照片看了半天，摇了摇头：“四十年太久了，这照片上的人又年轻，认不出来。不过我们这儿姓苏的外地人不多，你或许可以去矿务局的家属区问问，那边的老人多，说不定有认识的。”
第二天，我按照老板娘的指引，去了矿务局家属区。那是一片和我们纺织厂很像的红砖楼房，只是更加破败。
我在小区里转了一上午，问了十几个老人，他们都摇头说不认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位坐在树下下棋的老大爷叫住了我。
他自我介绍说以前是矿上工会的老主席。
他端详着照片，皱着眉头想了很久，突然“哎呀”了一声：“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大爷，您在哪儿见过她？”
“我想想……这个姑娘长得很俊，眼睛会说话。”老大爷敲着额头，慢慢回忆着，“大概就是四十年前，我们矿上三号井出了个事故，有个从北方来探亲的小伙子，不是我们矿上的，偷偷下井想去捡点煤核卖钱，结果遇上了塌方……人救上来的时候，腿断了，脑子也砸坏了。”
我的呼吸一滞，紧张地看着他。
“当时陪着那个小伙子的，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姑娘。她哭得死去活来，说那是她弟弟。”老大爷叹了口气，“那姑娘也真是刚烈，为了凑医药费，硬是签了长合同，留在我们矿上最苦最累的选煤车间干活。后来……后来听说她带着那个傻弟弟，搬到山坳里的矿工棚户区去了，再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
弟弟……傻弟弟……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大爷，那个棚户区，现在还在吗？怎么走？”我抓着老大爷的胳膊，声音都在发抖。
“还在，不过早就没人住了，破败得不行。”老大爷指着远处连绵的黑黢黢的山脉，“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了。不过那地方路不好走，你一个女人家可得当心。”
我道了谢，几乎是跑着离开了家属区。
我甚至来不及回旅馆拿行李，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山坳，去找她！
二哥，我的二哥苏建军，当年他根本没有去大学报到！
那封信是他从鹭山县寄出的！
他为了不让大姐牺牲，自己跑到这个陌生的矿区来打工挣钱，却遭遇了不幸！
而大姐，她不是私奔，她是为了照顾遭遇横祸的二哥！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喘不过气。
我无法想象，这四十年来，大姐一个人带着重伤的二哥，是怎么熬过来的。
她背负着“私奔”的骂名，承受着父母的怨恨，在这样一个偏僻困苦的地方，孤立无援地挣扎着。
山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全是碎石和泥土。
我摔了好几跤，裤子和手上都划破了口子，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
我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呐喊：快一点，再快一点！
04
当我翻过山头，看到眼前那片破败的棚户区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
这里就像一片被世界遗忘的废墟。一排排简易的平房歪歪斜斜，大部分都已倒塌，只有零星几户的烟囱还冒着炊烟，证明这里还有人居住。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终于在一户看起来最完整、院子里还晾着衣服的平房前停下了脚步。
院门是用几根木头随意搭成的，半掩着。
我能听到屋里有动静，似乎是一个女人在低声哼着什么曲子。
那调子，是我小时候大姐经常哼给我们听的《摇篮曲》。
我的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我站在门口，抬起手，却怎么也敲不下去。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既期待，又害怕。
四十年了，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她见到我，会是惊喜，还是怨恨？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一个身影出现在门口。那是一个我完全不敢相认的女人。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像一蓬枯草。她的背佝偻着，几乎弯成了九十度。
她的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
只有那双眼睛，尽管浑浊，却依然透着我熟悉的倔强。
她看到我，愣住了。端在手里的一个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里面的水洒了一地。
我们对视着，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发出几个破碎的音节：“大……姐？”
她浑身一震，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出两行热泪。
她颤抖着嘴唇，也试探着叫了一声我的小名：“是……小妹？”
“是我！大姐，是我！”我再也克制不住，哭喊着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她瘦弱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
“大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我抱着她嚎啕大哭，将四十年的愧疚与思念全部喊了出来。
大姐也抱着我，瘦骨嶙嶙的手臂用力地收紧，滚烫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肩膀。
她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哭，那哭声里充满了无尽的委屈、心酸和释放。
不知道哭了多久，我们才慢慢分开。
大姐用她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一遍遍抚摸着我的脸，仿佛要确认这不是一场梦。
“小妹，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退休了，我来找你。”我哽咽着说，“大姐，这些年，你受苦了。”
大姐摇着头，泪水还在往下掉，脸上却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苦，见着你了，就不苦了。”
她拉着我往屋里走。屋子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
一张用砖头和木板搭成的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和一丝挥之不去的霉味。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其他人。“大姐，就你一个人住吗？”
大姐的表情瞬间变得有些不自然，她下意识地朝里屋那道用破布帘子隔开的地方看了一眼，眼神躲闪地说：“不……不是，建军……他在里面歇着。”
我的心猛地一沉，那个工会主席说的是真的！
“二哥他……他怎么样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还是老样子。”大姐低下头，声音里透着无尽的疲惫，“脑子时好时坏，腿脚也不利索，大部分时间都躺着。”
我沉默了片刻，鼓起勇气说：“大姐，我想……我想看看二哥。”
大姐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她沉默了很久，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犹豫。
“小妹，”她终于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哀求，“今天天晚了，你刚来也累了。让他……让他先好好歇着。明天，明天一早，我再让你见他，好不好？”
我看着她恳求的眼神，虽然心里有千万个疑问，但还是点了点头：“好，我听你的，大姐。”
大姐像是松了一口气。她转身去给我烧水，佝偻的背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仿佛随时都会被生活的重担压垮。
我看着她的背影，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大姐，爸妈……他们已经不在了。”
大姐烧水的动作停住了。
她背对着我，肩膀剧烈地颤抖起来。
很久很久，我才听到她压抑到极致的哭声，一声声，像是从胸腔里撕扯出来的。
“爸……妈……”
我走过去，从后面轻轻抱住她。
她转过身，泪流满面地看着我：“小妹，他们……他们临走前，是不是还在恨我？”
“不恨。”我摇着头，把当年母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找到她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大姐听完，哭得更凶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对不起他们……我不孝……我对不起他们……”
就在这时，里屋的布帘后，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似乎是什么东西被碰倒了。
大姐立刻止住哭声，紧张地说：“他醒了，我得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我站起身。
“别！”大姐的声音异常急促，她一把将我按住，“你别进来！他怕生！我一个人去就行！”
说完，她便慌慌张张地钻进了布帘后面，将我隔绝在外。
我只听到她用一种极其温柔、像是哄孩子的语气在里面轻声说着话。
“建军，乖，不怕啊，姐在呢……”
“是不是做噩梦了？没事了，都过去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小妹来了，她来看我们了，你高不高兴啊？”
一个男人的声音含糊地回应着，不成调，也听不清字句。
“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大姐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也带着哭腔，“我就知道你也想她。这么多年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又能在一起了……”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
我再也无法忍受，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一把掀开了那块肮脏的布帘。
05
帘子被掀开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
里屋的光线更加昏暗，只有一盏度数极低的黄炽灯泡散发着微光。
但屋里的景象，竟然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