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夫人悔恨半生，她在谷正文家喝下的那杯毒茶，竟断送丈夫性命

1950年3月的台北老下雨，凌晨两点的天还黑着，吴公馆里的灯却亮着。

王碧奎刚把最后一碟腌黄瓜摆上桌，抬头看了眼钟，心里直犯嘀咕。

丈夫吴石去“总统府”开会，明明说好了十点前回来，这都拖到后半夜了。

她还没来得及细想，门环就被轻轻叩了三下，“咚、咚、咚”，声音轻得像深夜来串门的老朋友，可那股子客气里藏着说不出的紧张。

佣人老林拉开门，台阶下站着四个穿深色风衣的男人。

为首的那个摘下呢帽，微微弯了弯腰，说吴次长还在吗，上面临时有公事，请他过去补签份文件。

声音不高，却没给人拒绝的余地。

王碧奎心里“咯噔”一下，她太熟悉这种笑了1948年在南京下关码头，宪兵把政治犯往船上推的时候，脸上就是这副表情。

吴石从书房走出来，披呢大衣时拍了拍她的手背，低声说先去睡，别等他。

那一瞬间，王碧奎指尖凉得像冰，她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夫妻俩最后一次见面。

深夜上门的“公事”

吴石被带走后，家里像少了主心骨，连空气都透着慌。

第二天清晨七点，公馆里闯进了一群保密局的便衣特务，翻箱倒柜地找东西，连孩子的婴儿玩具都拆开看了个遍。

带队的是个瘦高个，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慢悠悠的，说吴太太别紧张，就是例行公事。

这人就是谷正文，军统局“行动科”的老牌审讯手，人送外号“笑面虎”。

王碧奎抱着五岁的女儿吴兰，缩在客厅角落，脸色白得没血色。

她搞不清丈夫到底犯了什么事，只知道那时候被“请去谈话”的人，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搜查整整持续了三小时，特务们什么也没找到。

谷正文的目光从书柜移到王碧奎身上，突然又笑了，说这里太乱，对她和孩子不好，他家离这儿不远，环境安静，不如过去坐坐，喝杯热茶压压惊。

王碧奎本能想拒绝，可怀里的孩子被特务腰上的枪套吓得直哭，她心一软就点头了。

谷正文的家在厦门街113巷，是栋日式木屋，门口还种着茶花。

推开门，玄关铺着榻榻米，纸拉门半掩着，里面飘出炭火的味道。

谷太太穿着和服迎上来，一口一个“吴太太辛苦”，热情得像招待老熟人。

王碧奎脱了鞋，脚底碰到温热的地板，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点。

客厅的矮桌上，宜兴紫砂壶正咕嘟咕嘟煮着水，旁边摆着芝麻糕、凤梨酥、金橘蜜饯，看着就像普通人家午后待客的样子。

本来想这会不会是另一个圈套，可看着桌上的茶点，又觉得自己可能想多了毕竟谁会在陷阱里摆这么多甜丝丝的东西呢？

那杯武夷水仙

谷正文亲自给王碧奎斟茶，茶汤是琥珀色的，还冒着细白的热气。

他说这是武夷山新到的水仙，吴先生当年在福州任职时，最爱这一口。

这句话一下把王碧奎拉回十年前福州三坊七巷的老房子里，吴石穿着藏青长衫倚窗写字，案头也摆着一壶水仙茶。

她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谷正文把茶杯往她面前推了推，说趁热喝，暖暖胃。

王碧奎双手捧着杯子，指尖碰到滚烫的瓷壁，却没觉得热，浑身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茶过三巡，谷正文开始拉家常。

他先聊起南京的旧事，说自己以前在国防部二厅当小科员时，全靠吴次长提拔，没有吴先生就没有他谷某今天。

王碧奎听着这些话，心里那道紧绷的警惕慢慢松了。

谷太太还适时递上热毛巾，又逗着吴兰玩，气氛越来越轻松。

突然，谷正文话锋一转，说吴太太你想想，最近有没有特别的人上门，或者吴先生交代过什么事？只要能想起来，哪怕一点点，他就能在“上面”替吴石圆场。

王碧奎那时候满脑子都是“能救丈夫”，握着空杯子就开始回忆。

她想起半个月前，家里来过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女人，自称“陈太太”，说从香港来台北买茶叶，顺便拜访老同乡。

那人举止大方，还送了盒云片糕，吴石留她吃了午饭，席间就聊了些风土人情，没说别的。

王碧奎当时还纳闷，丈夫素来谨慎，怎么会留陌生女客在家吃饭？可吴石事后说陈太太是福州旧友的妻子，她也就没再多问。

现在被谷正文一提醒，她就把“陈太太”这事说了出来。

这话刚出口，谷正文眼底就闪过一道光，像深夜里猫的眼睛碰到烛火。

他故作随意地问，陈太太长什么样，多大年纪？王碧奎想了想，说三十出头，皮肤白净，左眉梢有颗痣，说话带点闽南腔。

谷正文嘴角轻轻扬了扬，顺手把茶杯往桌上一放，瓷杯碰木桌的“嗒”声很轻，可王碧奎心里莫名一跳。

本来想再补充点什么，可看着谷正文又给自己续水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

半小时后，谷正文开车送王碧奎回公馆。

临别时，他还深深鞠了一躬，说您放心，我一定全力营救吴先生。

看着车灯消失在雨幕里，王碧奎抱着孩子站在铁门前，后背突然一阵发凉。

她猛地想起那杯茶，想起自己说的“陈太太”，就像把什么珍贵的东西亲手递给了敌人，再也收不回来了。

第二天，台北街头的警笛响个不停。

保密局连夜出动，在基隆港逮捕了正准备搭船离开的“陈太太”她的真名叫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地下交通员，专门负责传递绝密军事情报。

后来谷正文在回忆录里写，朱枫案的突破口，竟来自吴石夫人口中一句无心的闲话。

情报工作的诡异，怕是最有体会的就是当时的王碧奎了。

三十年悔恨

一周后，吴石被从“警备总部”看守所提出来，押往台北军法处。

起诉书上写着，他和朱枫、聂曦、陈宝仓等人一起，被控“通敌叛国”。

1950年4月的一个凌晨，五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推进川端桥头刑场，枪声划破了夜空。

吴石身中六弹，双眼始终睁着，仿佛要穿透黑雾，看到福州家里的那盏灯。

王碧奎是在报纸上看到丈夫死讯的，那天她正给孩子喂粥，老林跌跌撞撞跑进来，手里攥着《中央日报》，头版的黑体大字格外刺眼：“巨谍吴石等五人昨伏法”。

粥碗“咣当”一声掉在地上，瓷片溅得到处都是，热粥烫伤了孩子的脚背，哭声撕心裂肺，可王碧奎一点知觉都没有。

从那以后，王碧奎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从台北到基隆，后来又去了美国、加拿大，一折腾就是三十年。

她始终保留着一个习惯：每年清明，深夜里泡一壶武夷水仙，倒在两只杯子里，一只自己抿一口，另一只放在丈夫的遗像前。

她总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写信，说自己亲手把刀柄递给了敌人，你父亲是我害死的。

信纸上的字迹常常被泪水打湿，晕开的墨点像一朵朵小小的乌云。

1993年，王碧奎带着吴石的遗骨回到大陆，把他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人问她还有什么心愿，她颤巍巍地掏出一只旧瓷杯，正是当年在谷正文家喝茶的那只，杯沿还有一道细小的裂纹。

她说如果能回到1950年，宁愿把这只杯子摔得粉碎，也不愿喝那一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