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者的心路：母子情深与归属感的思考

迁徙者的心路：母子情深与归属感的思考

文/刘迎利

2021年，五一假期正在进行，小儿极挽留我在北京多住几日，趁他有假，再带我多转转，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

我说不转了，转多少是够，过几天你上班了，还得请假送我去车站，不如现在走省事一些，再说住一月也不能把北京转完，意思意思就行了，妈来北京是为看你的，不是来看风景的。

拗不过我，他只得陪我赶地铁，我要去湖北大儿的家。

自2006年秋，离开老家，我已成迁徙者，儿子们在哪，我往哪迁徙，像极了游牧民族，他们在找水草丰茂的地方，我在找与儿子们能在一起的日子。

他们在找地方，我在找日子，都为过日子。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多少日子，过着走着，就把日子过完了。

离开老家十几载，老家的房屋早已破败不堪，回去不是一句简单话。

我清楚知道我是迁徙者，由北向南，再向南，时间在走，我跟着走，不知何年何月我又能走回去。离开时有些坚决，离开后又有些不舍。有太多的人如我，想想便释然。

假期的北京，用一个挤字说话，赶地铁时挤，上了地铁也挤。我们母子俩在人流中，由昌平往北京西站挤。不知我的耳朵出问题了，还是手机出问题了，电话接连响了三次我才知道。

喂，你是刘迎利吧？

我说是，我在地铁上。能叫出我名打电话，且是家乡口音的人，一定不会没事找我。我忙道歉，对不起，刚才没听见，有啥事？你再大声点。

我的手机一钻进隆隆的地铁，就捣蛋。

他说他是吴堡作协的霍主席，诚邀我加入吴堡作协，让我加他的微信，然后把照片发过去，作协将为我办证。

诚意无限，我找不到一点理由拒绝，身处异地，多年离家，作协主席竟主动找联系我，让我很感激。

说明家乡没有忘记我，作协没有忘记。此前，我在《铜吴堡》杂志几次发文，每次都是编辑问，刘老师，最近写文章了吗，如果有文章，发来好吗？我每次都发几篇。只要有我的文，他们都给我寄期刊，并给我卡里打稿费。

不论我在西安还是在湖北。

不论我走多远，因文字牵着，好像我又没走多远，几千里路，好像几十里，身子在远方，文字还在故乡，心也在故乡。

离了故乡，我不知写什么才最得心应手，笔就失了灵气，散文不必说，即便后来的诸多故事，都有故乡的影子。

那些童年的人和事，那些流水，那些白云，小鸟以及一只羊，一只狗，甚至一只猫。

离开故乡，我的文字不再真实接地气，离开故乡，我得重找素材，空洞的素材，再华丽也谈不上实质的丰盈。

我知道了，我的文字还必须紧贴黄土大地，聆听黄土的声音，即便我有时候讨厌他的落后贫穷，但又喜欢他的真实存在，烙在脑袋深处的印根深蒂固。

于是在很短的四年里，我竭力地写，不分白天黑夜地写，似乎要把几十年积攒的所有情绪都倾泻出来，写了二百多万字，以至右手拾指磨瘪，我没用电脑， 感觉驾驭不了，就一直在手机邮箱的记事本里写。

同时又拜师，拜过黑龙江的窦宪君，我喜欢她的文字，和她交流过。拜过新疆作家茹军风，我喜欢他的文字，也和他交流过，在他的文字里，我学到了文字的幽默。虽然安徽的大记者张敬波没有和我交流过，但我翻他的朋友圈，找他的文字读，在这些人物身上我都学到了不同的写作手法，现在又拜四川的″了之"先生。虽暂没学会什么，但我在学。我甚至在学"刘原"的文字，通过微信公众号，我相信我学到下辈子也不及刘原的一个指头，但我仍脸皮厚地学。

我也在东北文友王秀的公众号里学，学刘亮程的字，学刘庆邦的字，这两位刘姓人写得大都是乡村里的事，字也质朴如土，合我囗味。

我笔下的字，大都讲故乡的人和事，故乡的男人和女人，故乡的小米饭和红高粱。在西安时，我写身边的故事，睡梦里还是听见黄土高坡的信天游，坡下隆隆的黄河声，

虽然我婚后只在黄河边的村庄生活了十六年，但村庄给我提供了太多素材，太多人物，我确信我没有他们的帮忙，我的故事将如无根之草。我应该感激生活，感激他们。

我几乎把村庄里能写的人，该写的人，都活生生请进故事，甚至把他们分割，重新组合，组成一个新的人，再赋予他新的故事，这样，我总有写不完的故事，这是我故事多的由来。

他们的悲喜交加，他们的光明与阴暗，善良正直，甚至流氓习气，都被我呈现到文字里，给人或温暖，或警省，或启迪。

美的赞扬，丑的挺判，我知道文字要粉饰，但更要真实，真实的文字都是故乡给我的，我不能不感谢，更不能把作协拒之门外。

入作协前，应该是2016年，县文联主席任建英曾微信我，想让我回去，想找个合适人选。我婉拒了，因为我实在回不去，全家都在外，且我又身体时常不适，孩子他爸说，我一人回去他不放心，不用说他不放心，就是我自个也不能保证我能否争气。

一次次，县作协没忘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写文呢？

当作家是我少时萌生过的念头，读书时，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我的作文名列前茅。成家后，我一字没写，原以为我这辈子与文字无缘了，高中语文老师王振棠当时找我谈话:你要努力上大学，大学是敲门砖，上了大学你才能有前程，围锅台转了，就把你可惜了。

后来围锅台转，做一个全职家庭妇女时，我才感到老师所言极是，我认为我这辈子就那样了。

没想到，2015年冬，我也有了一部智能手机，最早在中国地质大学，陈老师的《东湖书评》写文章，他给我极高赞赏，致使我心潮澎湃，从此走上了写作之路，从事网络媒体。

后来结识天南海北的文友，一路前行，穿梭于各大平台间，我们是闹腾过的一群人，在媒体文字鼎盛即将的尾巴，留下了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跟着时代走了一段路，后来，平台不景气，四下散去，但心没散，停笔6年后，我又拾起笔，我想让未来的路，文字相伴。

原以为笔生疏了，写不出东西了，试着写了几篇，发现竟与我六年前的散文不同，多了成熟，厚重，竟看不上以前写的东西了，说明我没后退，反倒进步了。我为自己感到欣喜。

时间是发酵粉，不知不觉，文字在时间里发酵膨隆了，我们竟然不知道，请允许我们静下心来，细听那咕噜咕噜的冒泡声，里面有文字的可爱，俏皮，欢乐，愿可爱与欢乐引着我们向前走。

王振棠老师当初的话，很直白，不拐弯抹角，我清楚，他应该从我的作文里看出端倪，才给我敲警钟，若不努力，怕我把自个可惜了。老师的心总是善良的。爱学生如爱子。如今，我虽然没能遂他愿，但我在寻找，尽量弥补，把丢失的拣回来，能拣多少是多少。

其实，后来的日子，也不由我，环境所处，条件所限，我把老师的话忘了。把自己小时候的念头掐灭，知道自己除了实实在在的生活，还应该干点什么，但又一点不想怎么干，我甚至连一张报纸也懒得买，更不用说去买一本书。

我确信只是活着就行，按部就班，结婚生子，但又有些不甘，知道不甘又无可奈何，像极了村庄里有那个游手好闲的人，前后摆着双手，在村子里荡来荡去，荡来荡去，像幽灵。

据说他曾雄心勃勃，一个人搬山，如愚公，又不如愚公，愚公动员全家老少搬，他只能一个人搬，后来腰疾，搬不动了。他未婚，作为庄稼人，没留下一颗自己的种子，在村庄，不是有脸面的事。

他也不甘，又无可奈何。

我在茫然地走，在乡村的白天和黑夜，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表面上与人格格不入，还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样子，尽量表示我与他们不一样，麻雀不知老鹰的事，我不屑他们的语言及行为，同时又把自己藏起来，我是压抑的，又在暗中观察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内心。

我最明显的用处就是帮坡下的老妇人写封信，她每次找我给她儿子写信，写好后念她听，她听后甚满意。每次雷同地赞美我，这是我在村庄的价值，仅此而已。

我对赞美没什么感慨，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时又觉我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十足的无用。

我不像个农民，不善种地，也不像个十足的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该有的手艺我没有，不会炒菜，不会裁衣服，在村庄的众多媳妇中，最我没本事。别人自然瞧不起我。

在我没出嫁前，我妈说我没人要，我却把自己在二十三岁后嫁出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件事，终于把我妈的嘴堵上了，而且这件伟大的事是我自己完成的，没请人帮工。这是我高中毕业后唯一做成的一件事。

离开村庄后，我还是如从前一样漫无目的地活着。知命之年，也就是2016年，如前所述，有了部智能手机后，才与文字连接，中途掉线六年，现在又连接，像电视信号，断了又接上也行。

只要内心的线没彻底断，就有机会再接上，潘老师约此稿，我欣然应许。与当时入作协的心情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