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政治变局为什么值得关注

闫广
荷兰，这个曾以妥协政治著称的“低地国家”，最近频繁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突出位置，也正在日益成为观察欧盟治理的重要窗口。在这个意义上，10月29日举行的荷兰众议院选举值得关注。

2025年以来，荷兰政坛倒戈连连、危机频现。6月3日，因收紧难民政策和加强边境管控的“十点计划”未能获得执政联盟支持，极右翼自由党领袖维尔德斯宣布退出执政联盟。作为荷兰第二议院（众议院）第一大党，自由党的突然倒戈随即导致由斯霍夫领导的内阁转入“看守模式”。8月22日，因在推动对以色列采取新措施时未得到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农民党的支持，荷兰外交大臣费尔德坎普及其所在新社会契约党的其他大臣宣布集体辞职，使得由农民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拼凑而成的“小残阁”的合法性与执政能力遭到进一步削弱。10月29日，荷兰迎来众议院大选。尽管根据最新民调，自由党仍是第一大党并将获得最多席位，但是主流老牌政党纷纷表示，为了阻止自由党加入未来政府，将对其进行“联合封锁”。选举结果目前尚未可知，但大体可以预期的是，无论未来是极右翼执政联盟的继续，还是对抗性执政联盟的出现，荷兰的政治运作都将难以摆脱高度的不稳定性与固有的结构性治理张力。

事实上，这一荷兰政坛少见的政治变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欧盟在重大议题方面长期矛盾累积的缩影。无论是难民问题，还是因巴以冲突而加剧的价值分裂，都已成为欧盟内部无法回避但又难以调和的治理难题。荷兰政局的剧烈变动映射出欧盟治理中的深层困境：欧盟如何在成员国共识难以凝聚时，依然维持政策协调与集体行动的能力。荷兰案例之所以具有高度示范性，在于其面对的难题与欧盟面临的治理困境高度同构。荷兰案例至少可以折射出欧盟面临的三重治理困境。

第一，成员国内部分歧对欧盟政策落地的严重掣肘。在难民庇护政策上，荷兰的政治分裂早有先例。早在2023年，时任荷兰首相吕特（自由民主人民党）也因收紧难民庇护政策而遭到执政联盟中的基督教联盟和六六民主党的拒绝，最终导致联合政府解体。可以说，难民问题俨然成为荷兰政坛无法触碰的“爆点”。同样，在巴以问题上，荷兰国内对以色列政策的讨论出现明显分化。尽管由费尔德坎普领导的新社会契约党多次呼吁暂停与以色列的合作协议，而且多次得到荷兰社会层面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支持和呼应，却屡次遭到农民党等亲以色列政党的掣肘。

可见，当一个欧盟核心成员国无法在国内达成稳定共识时，即便欧盟出台共同决策，最终也难以有效落实。毕竟，欧盟的制度设计高度依赖成员共识和政策承诺，一旦国内政治失稳，欧盟的集体行动便难以为继。

第二，成员国内部民意与欧盟政策之间的张力。欧盟在难民议题上强调“责任分担”与人权保护，但多数成员国选民更关切住房、福利与社会安全，因而更倾向于支持限制性政策。难民危机自2015年以来反复冲击欧盟社会，庇护人数的周期性增加使公众对接纳能力和社会承载力的担忧日益加剧。右翼民粹势力正是借助这种焦虑，将“国家主权”“社会安全”与反难民情绪捆绑，从而在选举中获利。

荷兰自由党借助反移民叙事一跃成为第一大党，表明欧盟层面“共同责任、内部团结”的政策理念，在成员国内部可能遭遇强烈的民意抵触。欧盟难民治理的规范性目标（保护人权、责任分担）与成员国政治现实（迎合选民、维系政权）之间的张力，正是欧盟治理困境的核心所在。

第三，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与政策隔阂。在难民治理上，近年欧盟虽试图通过《移民与庇护公约》推动更公平的责任分担机制，但成效有限。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明确表示“选择退出”欧盟移民和难民庇护规则以及拒绝强制性安置配额，并坚守“国家主权”立场。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希腊则长期抱怨北欧、西欧在责任分担上不作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甚至一度敦促欧盟委员会将《移民与庇护公约》从2026年夏提前至2025年夏实施，以缓解南欧压力。而荷兰、德国等西欧国家虽在人权承诺上表态积极，却因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压力而进退失据。此前，荷兰自由党籍的庇护和移民大臣法贝尔甚至提出“选择退出”欧盟移民和难民庇护规则的申请，虽最终遭到各成员国的反对，但凸显了政策隔阂的尖锐。

与此同时，在巴以问题上，欧盟委员会于2025年9月17日决定暂停与以色列的部分贸易优惠，并对以色列政府的两名极右翼部长实施制裁。但是，这一决议在欧盟成员国引发广泛的争议，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纷纷表示对制裁措施持保留态度，这使得该决议的最终命运充满未知。对以色列制裁的争议揭示了欧盟内部价值观外交与实用主义外交的深刻分歧。

总之，南北分工不均、东西价值冲突、成员国与欧盟政策的逻辑错位，共同构成并深化了欧盟治理的三重困境。从制度角度而言，欧盟所推崇的“多层治理”的制度设计既是优势，也是难题。一方面，它能够协调跨国事务；另一方面，却以成员国内部稳定的政治作为支撑。荷兰的案例说明，当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共识基础脆弱甚至崩解时，欧盟的集体行动能力也会陷入瘫痪。

换言之，欧盟治理效能的提升不仅取决于布鲁塞尔的制度设计，更受制于成员国内部政治生态的稳定与成员国间妥协机制的韧性。欧盟当下面临的考验，不仅在于能否就某一项政策达成一致，更在于能否在碎片化、极化和民粹化的浪潮中，重新找到制度的韧性与政治的合力。如果说荷兰如今面临的政治困境是一种警示，那么欧盟必须直面的问题则是：在一个愈发多元、分裂和动荡的欧洲，治理能否继续得到有效的维持？抑或将被一次次的“荷兰时刻”拖入更深的泥潭？这不仅是“荷兰之问”，更是“欧盟之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