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执笔：书写自我的时代是否正在消逝？ | 社会科学报

对于人类的传统经验而言，书写意味着用手来运作文字符号，写作是用文字符号以书写的方式传递意义。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写作的介质书写被替换为键盘的敲击、语音的转化、emoji的表达，乃至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生成，写作已经不在意对书写者的身体反馈。当每个人都可以与AGI开展无尽的喧嚣谈话时，人类作为整体是不是前所未有地孤独了呢？

原文 ：《在写作中理解、镌刻自身的时代会落幕吗》

作者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祁涛

图片 |网络

对于人类的传统经验而言，书写与写作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事情，书写意味着用手来运作文字符号，写作是用文字符号以书写的方式传递意义。但是，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已经习惯将书写与写作区分为两件事情。写作的介质不再是书写，而是被替换为键盘的敲击、语音的转化、emoji的表达，等等，总之，写作已经不在意对于书写者的身体反馈。人工智能横空出世之后，书写的衰微也将必然地造成写作的式微，那个人类在写作中理解自身、镌刻自身的时代即将落幕。

书写成就文明的肉身

书写从来不是一种技术（technique），而始终是一门艺术（art）。技术的词根来源于希腊语的“techne”，它意指工艺，即让某个对象的物品得以成型的能力。自工业革命之后，这种能力从人的自然身体，转向了机械力，自此技术不仅得以离开人类的身体而存在，而且技术紧密地嵌入科学知识与人类实践，共同组成了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的模式。书写则不然，它从古典时期直至现代都是高度个人化的。这是因为，书写总是需要人通过调动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才能完成，它是人类的专属活动。弗卢塞尔就认为，书写不仅是一种反思的、内向的姿态，还是一种表达的、外向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他还忘记补充，书写也意味着一种对于自身的牵引，一个人在书写上开始深思熟虑，他才慢慢学会与自己从容地交谈，并且建立与世界之间的深层链接。这一点光靠口头语言的交流是做不到的，它必须通过书写。其实，人们在常识中是明白这一点的，我们向来觉得教育的起点是认字，认识了字才能书写，最终具备写作的能力。学会说话，则像学会走路一样，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本能。

书写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就蕴含在书写的内在性之中。人们在书写活动中塑造着思考与感知，虽然从人类文明史上看，书写活动的历史意义是保存文明，流传后世，比如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重要性。其实，文明真正保存下来的是人们的书写习惯，以及在书写习惯中不断增强具体内容上的强度、深度与广度。也就是说，书写的目的并非是留下文明的物证，而是成就文明的肉身。19世纪，历史学在摆脱了抽象的包括思辨、开始走向实证化研究之际，好像只需要陈述干巴巴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了。历史学家兰克就率先注意到，史学笔法转向客观实证的研究，并不意味着要抛弃史学的艺术，相反历史学始终要保持特殊的书写手艺，严谨之余的优美依然是必要的。优美，无非是作者本人在书写中趋向于自我完美的追求。

兰克所预感的危险并没有率先发生在历史学中。真正对历史书写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现代新闻行业，它率先刷新了历史的速率，在日报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上个月的事情才勉强被称为历史。一旦有了日报，昨天报纸上的内容就自然成为了历史。这样，留给历史学家去优美重构事实的余地就不多了，新闻记者部分地取代了历史学家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文字的期待发生了变化。有了新闻之后，文字的信息化属性被高度强化了，它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作者对文字篇幅及其句式的态度。短小精悍的句子可以高度浓缩信息，为传递更丰富的新闻腾出版面，书写与自我沉淀的关系趋于疏远，相反及时性成为了首要考虑因素。这种变化带来的长久影响是改变了书写的整体性结构，原本思想、文字、修辞与艺术的统一被简化为信息传递。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写作的媒介化趋势，用羽毛笔的书写让位于打字机的敲击，后者更适合于字符批量性地集结。今天新媒体对于传统新闻业的冲击，正是当年传统新闻业瓦解文人时代的延续。由于书写被均质化地转为制造字符，文字书写与符号书写就此分离，后者心甘情愿地作为信息载体搭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却在不经意间毁坏了书写与人类之间古老的契约。

写作者：从有目的的写作到影子般的存在

与记者不同，尽量榨取文字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写作者的任务。对于写作者来说，书写总是有目的的，这意味着，无论这个目的是高度私人性的，亦或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都潜藏在书写过程之中。例如对于一位抒情诗人而言，写作或许是寻找知音的活动；对于一名小说家而言，写作是打破世界又重建世界，在虚构中恢复非虚构的事情，就像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的原名“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的目的总是围绕着生活。哪怕是罗兰·巴特所谓“零度的写作”，任何一种“冷冰冰”的、无主体的写作都是主体的刻意为之，它不仅需要在技巧上的高度克制，更流露出写作目的对作者的牢牢掌控。

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两种极为特殊的体验性写作，它将书写过程与书写目的融为一体，以至于两者难以区分。第一种是创作书法。书法的特殊性在于视觉呈现，不仅要看书写的内容， 更要欣赏书写的过程，即使不能亲临现场，人们也会去揣测书法的运笔。同样，在反复临摹字帖的练习里，书写本身就是目的。第二种体验性写作是关于“空无”，苏珊·桑塔格曾说：“空的主题反而无所不包，空的记号可赋予其一切意义，从而使其写作走向自由解放的空间。”这个看似悖论的做法却巧妙地让作者实验性地离开语词的束缚，更直接地说，通过“空无”的写作，作者需要自我超越。上述两种写作双双指向了作者借助书写的媒介，提升自我的目的，这很显然与写作的媒介化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永远不会成为媒介的单纯客体。

再者，作者的书写必然对应着他的读者。这看似是一句废话的背后，其实暗指作者和读者都有自己的署名。作者在书写的时候，一定对应着他的潜在读者，通过对读者阅读体验的想象，作者可以调整自己的书写。对于读者而言，设想一位不存在的作者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作品背后的人，无论你是否对他感兴趣，作家本人的生命体验都多多少少地被传递给了读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与阅读就像是一场匿名的名片交换，即使各有所归，交换过程中彼此的姿态、心灵的声响、秘密的想象，无不是书写技术所不能直接触及的地方。然而，当书写的媒介化近乎普及之后，作者在其作品面前的存在感大幅降低。“信息革命”之后，技术将信息加以图像化处理，文字不过是数字符码的另一种形式。徐冰的艺术作品《地书》最直观地展现了这一点，全书只有emoji符号，但依然可以有效地传递信息，甚至还能展现出幽默感。当书写被图像逼到墙角之后，我们才意识到，作者已然是一种影子般的存在了。

技术可以借助控制信息的生成垄断文字

通用人工智能（AGI）完全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书写传统。书写第一次被“生成”所替代，AGI也取代了有肉身的作者，它以“算法—作者”（algorithmic-author）重新定义了文字的诞生。书写不再依托于作者的经验与技巧，更不要说书写的艺术了，它直接从海量的信息出发加以组合生成。任何一个由AGI生成的文本，其对于人类生存经验的意义，并不比看着一块泥土被冲进下水道来得更多。AGI的生成模式完全是“无目的性”的，因此，书写的媒介化达到了极致：人类甚至都难以理解媒介本身，它只获得媒介的“投喂”。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智能在大数据时期就已经开始放弃运用自己的理智。基于大数据，人类已经无法匹敌计算机在数据分析上的优势，在相应的应用领域上，人们就倾向于放弃自己对于经验世界的判断，投靠算法直接投喂的结果。例如，在使用地图导航的情形下，司机主动放弃了路况分析，也不再提前规划相应路线，只会依靠导航提供的路线选择。相应地，导航剥夺了司机对路况的掌握权。曾几何时，一位老练的司机需要成百上千次的上路，才可以获得关于空间的预判能力与及时反应能力。如今，算法提供的“实时性”均质化地应付了司机的个体差异，司机和乘客一道沦为行驶过程中无聊的存在者。

对应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AGI不是作者，也不需要读者。在《旧约》中，上帝拥有着一个冷酷的形象，全知、全能又极具权威，面对人类对他的呼喊，以沉默回应着信仰者。今天，AGI面对人类的每一次唤问，都会予以回答。只不过，人类的发问来自生活世界，AGI都从信息世界加以回应。随着生活世界的知识高度依赖于信息世界的知识，人工智能已经无需主动地去废除人类书写，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继续保留书写的乐趣与习惯。但是对于世界的知识运作而言，技术已经借助控制信息的生成垄断了文字。信息世界不再需要生活世界赋予其基底，就像AGI不需要端详人类的面孔去回答人类的问题一样，人类又一次在新的无限性面前感受到自己的有限性。

人类无法做到像AGI一样去处理数据，因为无目的性思考下的行为，对人类来说恰恰是病理性的，即精神分裂。人工智能化人类的缺陷为优势，它游刃有余地生产知识，有效率地提升沟通。与书写的衰微同时相伴的，还有人类孤独感的提升。当每个人可以与AGI开展无尽的喧嚣谈话时，人类作为整体是不是前所未有地孤独了呢？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3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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