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四十年了。我以为岁月早已将1979年的那个夏天，连同那个穿着白色舞裙的姑娘，彻底掩埋在记忆的废墟里。
直到我打开门，看到门外那个面容憔悴、眼神里写满绝望的女人。她不再是记忆中光芒四射的舞者，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林晓月，那个当年抛弃我嫁给团长的女孩。
如今，我是肩扛将星的师长，她却狼狈地堵在我家门口。
“李...师长，”她嘴唇哆嗦着，声音微弱却固执，“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01
1979年的夏天，空气里总是飘着一股青草混合着尘土的味道。我们部队驻扎在城郊，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世界简单得就像营区里笔直的白杨林道，一头是挥洒汗水的训练场，另一头是充满幻想的未来。而我全部的幻想，都汇聚在文工团那栋小小的排练楼里。
我叫李振国，那年二十二岁，是侦察连接任不久的新排长。我的人生履历简单清晰，农村出身，靠着在训练场上不要命的劲头和比武时拿下的几个名次，一步步从普通战士提了干。我性格内敛，不爱说话，所有的热情都憋在胸口，像一团准备燎原的火。
那团火，只有在看到林晓月的时候，才会烧得最旺。
林晓月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是整个师里公认最漂亮的女孩。她不像画报上那些浓眉大眼的女明星，她的美是灵动的，跳跃的。当她在排练厅里旋转，白色的裙摆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每一个踮脚，每一次伸臂，都仿佛能牵动空气的流动。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为她建了一座神龛。
我的职务给了我一个便利。每天晚饭后，我都会借着巡查营区纪律的名义，不紧不慢地踱步到文工团那栋红砖小楼下。排练厅的窗户总是开着，悠扬的音乐和清脆的口令声一起飘出来。我就站在窗外那棵老槐树的阴影里，像一个笨拙的小偷，偷偷窥视着属于我的宝藏。
我能清晰地看到林晓月，她总是站在最中间的位置。汗水打湿了她额前的碎发，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她却毫不在意，眼神专注得像一头捕食的猎豹。她的动作比其他人更舒展，更有力，也更有感情。我看不懂什么叫“艺术”，我只知道，她的舞蹈能让我忘记一整天的疲惫，能让我的心跳变得不规律。
我们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交集，发生在一个闷热的下午。
那天文工团加练，为即将到来的军区汇演做准备。我碰巧路过，听见排练厅里传来一声压抑的痛呼，接着是人群的骚动。我心里一紧，快步走了过去。只见林晓月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脚踝，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怎么了？”我拨开人群问道。
一个女兵焦急地说：“排长，晓月跳跃的时候崴到脚了。”
我蹲下身，她的脚踝已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我没多想，背对着她蹲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上来，我背你去卫生队。”
周围一片寂静。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宽阔的后背上。林晓月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趴了上来。她的身体很轻，带着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脸颊不受控制地开始发烫。从排练厅到卫生队，不过短短几百米的路，我却感觉像是走了一辈子那么长。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能感觉到她伏在我背上均匀的呼吸，轻轻地吹拂在我的脖颈上，痒痒的，麻麻的，一直钻到我心里去。
到了卫生队，医生检查后说是韧带拉伤，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我帮她取了药，又准备背她回去。
“不用了，李排长，”她扶着墙站起来，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声音细细的，像羽毛，“我自己能走，今天太谢谢你了。”
“你这样怎么走？”我皱起眉，语气有些生硬。这是我表达关心的唯一方式。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像阴天里突然出现的一抹阳光，晃得我有些睁不开眼。“你这人，还挺霸道的。”
我的脸更红了，只能把头扭向一边，闷声说：“赶紧回去休息。”
那次之后，我们的关系似乎近了一点。在路上遇到，她会主动笑着跟我打招呼，喊我“李排-长”，尾音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俏皮。而我，也终于有勇气在慰问演出时，坐在第一排，正大光明地看她。
情感的顶峰，是在那次军区大比武之后。我代表师里参加武装越野和射击项目，拿了两个第一。表彰大会上，林晓月是主持人。当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英姿飒爽地站在台上，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念出我的名字时，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侦察连排长，李振国同志上台领奖！”
我迈着僵硬的步伐走上台，从首长手里接过奖章。转身时，我看见林晓月正看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像盛满了星光。那目光里有赞许，有欣赏，还有一些我当时读不懂、但让我心跳加速的东西。那一刻，全世界的喧嚣都消失了，我只看得到她。
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她看我的眼神。我爬起来，趴在桌子上，借着昏暗的灯光，写下了人生第一封情书。我写了又改，改了又抄，把所有能想到的赞美词汇都用上了，却还是觉得配不上她万分之一的好。我把信纸叠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塞进上衣口袋里，紧紧贴着我的胸口。我对自己说，等我再立一次功，等我当上连长，我就把信交给她，告诉她我喜欢她。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会像所有英雄美人的故事一样，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优秀，就能配得上她。
但是我错了。我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王建军。
王建军是我们团的团长，三十五六岁，比我们大了一轮。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说话总是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更重要的是，他有权，有地位，有我这个毛头小子望尘莫及的成熟和资源。
我不知道王建军是什么时候开始追求林晓月的。等我察觉到的时候，事情已经快要尘埃落定了。我开始频繁地看到，王建军的吉普车停在文工团楼下。他会从车里拿出一些我们见都没见过的水果罐头和麦乳精，说是给文工团的同志们改善伙食，但每一次，他都会单独留一份给林晓月。他还亲自出面，把林晓月在农村老家的弟弟安排进了镇上的工厂，解决了他们家最大的一个难题。
这些事情，都是我后来听别人说的。他们说的时候，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羡慕。在他们看来，一个是有大好前途的年轻军官，一个是能立刻兑现好处的实权团长，林晓月的选择毫无悬念。她是文工团最聪明的姑娘，知道什么才是最实在的。
我内心不愿相信。我觉得我和林晓月之间是有默契的，是那种超越了物质的精神连接。我揣着那封已经起了毛边儿的情书，有好几次冲动地想去找她问个清楚。但是我的自卑和骄傲拦住了我。我能给她什么呢？我除了胸口的一腔热血和几枚军功章，一无所有。我凭什么去跟一个团长竞争？
最后的宣判日来得猝不及防。那天下午，部队大院的广播里，播音员用喜气洋洋的语调宣布了王建军团长和文工团林晓月同志喜结连理的消息。那一瞬间，我正带着战士们在训练场上练习倒功，广播里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尖刀，精准地扎进我的心脏。我感觉天旋地转，耳边嗡嗡作响，世界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和色彩。
“排长！排长！你怎么了？”战士们围了上来。
我摆摆手，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没事，继续训练。”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跑了二十公里，直到肺部像火烧一样疼，双腿灌了铅一样再也抬不起来。我躺在冰冷的草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终于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哭。
婚礼那天，整个营区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我没有去。我换上便装，一个人爬上了营区后面的小山坡。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到团部家属院的景象。我看到林晓月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被众人簇拥着，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标准而略显僵硬的笑容。她的身边，站着意气风发的王建军。
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所有人都这么说。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皱巴巴的情书，就着山顶的风，一点一点，撕成了碎片。我看着那些碎片随风飘散，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里。那一刻，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也跟着一起死掉了。
第二天，我向组织递交了申请报告，主动要求调往全军区最艰苦的边防哨所。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能让我用肉体的痛苦来麻痹内心伤痛的地方。我要把那个穿着白色舞裙的女孩，连同那段无果的青春，一起埋葬在昆仑山的风雪里。
02
(1980年代 - 2010年代)
开往边疆的军列轰隆作响，载着我离开了那个让我心碎的地方。我把林晓月的名字，连同那个夏天的所有记忆，都打包封存在一个不会再打开的箱子里。从踏上高原土地的那一刻起，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两件事：任务和责任。
边防哨所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这里海拔四千多米，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我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守卫着几十公里的边境线。我们每天要面对的，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雪崩，还有永远也吃不够的新鲜蔬菜。强烈的紫外线把我的皮肤晒得像老树皮，凛冽的寒风在我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
但这种极致的艰苦，恰恰成了我的解药。我把所有无处安放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我带着战士们研究新的巡逻路线，改进哨所的取暖设施，学习新的战术技能。有一次，我们巡逻队遭遇了罕见的白毛风，能见度不足一米，我和战士们被困在山里两天两夜。在所有人都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凭着记忆和在军事地图上做的标记，硬是带着所有人走出了风区，没有一人掉队。还有一次，我们和越境的不法分子发生遭遇战，我胸口中了一枪，差一点就见了马克思。
这些经历，像一把锉刀，磨掉了我身上的青涩和内向，也磨掉了那些不切实际的儿女情长。我变得沉默、坚毅，眼神里不再有当年的火焰，只剩下冰一样的冷静。我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军区的嘉奖通报里。战功，成了我唯一的勋章。
几年后，我因为表现突出，被保送进了军事院校深造。在那里，我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我的眼界和格局得到了质的飞跃。毕业后，我没有选择留在机关，而是再次申请回到基层。我从连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营长、副团长、团长……我的军旅生涯像一部精准的机器，沿着既定的轨道，稳步向前。
在我三十四岁那年，经老领导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赵敏。她是一名军医，性格温婉，知书达理。我们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更多的是成年人之间的相敬如宾和价值观的契合。她理解我工作的性质，支持我的所有决定。我们结婚，生子，组建了一个平静而幸福的家庭。儿子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软软的小生命，第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延续和完整的责任感。
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刻，林晓月的影子会偶尔从记忆的角落里浮现。但那已经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像一部老电影里褪色的画面，激不起半点波澜。我的生活，已经被新的内容填满。
这些年里，我也曾零星地听到过关于林晓月和王建军的消息。大多是在和老战友聚会时，从别人的闲聊中得知。
刚开始那几年，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王建军仕途顺利，很快升任副师级干部，林晓月也成了风光的“首长夫人”。她脱下了舞鞋，离开了文工团，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据说，她还是那么美，保养得很好，走到哪里都是人群的焦点。
后来，到了九十年代末，风向似乎变了。王建军在一次关键的职务调整中，因为站错了队，受到了牵连。他的上升势头戛然而止，被调到了一个闲职部门。再后来，就听说他因为身体原因，提前办理了病退。关于他的消息越来越少，仿佛这个人正在从我们的圈子里慢慢淡出。
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几年前一个老乡告诉我的。他说王建国病退后，身体每况愈下，花光了积蓄，日子过得很拮据。林晓月为了照顾他，也没了当年的风采，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我听了，心里只是淡淡地“哦”了一声，没有多余的情绪。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人生就是如此。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就像沉入大海的石子，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我以为，我们的人生航道，将永远不会再有交集。我将继续在我深爱的军队里服役，直到退休那一天。而她，则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城市里，过着她自己的生活。
命运，有时候真是一个爱开玩笑的编剧。它总是在你以为故事已经剧终的时候，猝不及不及防地，给你安排一场续集。
03
时间来到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肩上扛着两杠四星，是这个英雄部队的师长。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把我的背脊塑造得像标枪一样笔直，也把我的心性磨砺得像磐石一样坚定。原则和纪律，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妻子带着上大学放假回家的儿子回了娘家，偌大的师长小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难得享受这份清静，找出自己年轻时的旧军装，一件件拿出来擦拭，整理。当我的手指抚过那套75式排长服的领章时，关于1979年的记忆，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心湖，带起一丝微不足道的涟漪，很快又归于平静。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
我走到门口，通过猫眼看出去，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女人。她拎着一个看起来很旧的旅行包，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像一棵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枯草。
我打开了门。
门口的女人抬起头，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们两个人都愣住了。
我认识这张脸。尽管它早已被岁月摧残得失去了当年的光彩，眼角布满了细密的皱纹，皮肤也变得松弛暗黄，但那双眼睛，那熟悉的眉眼轮廓，瞬间就和我记忆深处那个穿着白色舞裙的女孩重合在了一起。
是林晓月。
她下意识地攥紧了旅行包的带子。
“李师长……是我，林晓月。”她的声音干涩而颤抖，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从枯井里打捞上来的，“你……还认得我吗？”
我点点头，侧身让开一条路。“进来吧。外面冷。”
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低着头走了进来。我带她到客厅，偌大的空间让她显得更加局促。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请坐。”我指了指沙发。
她小心翼翼地坐下，身体绷得紧紧的。
客厅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最终，还是我打破了沉默。
“振国……我想找你帮忙......”
她终于开口，却叫出了我很多年没人叫过的名字。我的心猛地一抽，像被针扎了一下。
“什么？”我平静的开口。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圈瞬间就红了。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开始讲述她的来意。
她的故事和我之前听到的传闻大同小异，只是细节更加残酷。王建军病退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他生前为了治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一些外债。家道中落，她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唯一的指望，就是她的儿子，王涛。
王涛高中毕业后参了军，现在在南方的某个军区服役。她原本以为儿子可以在部队里好好干，改变命运。但是，一个星期前，她接到了部队的电话。
“他们说……他们说王涛犯了大事。”林晓月的嘴唇开始哆嗦，声音里带上了哭腔，“说他倒卖部队里的东西……还……还把人打伤了……现在被关了禁闭，要上军事法庭，要……要开除军籍……”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那哭声压抑而绝望，像一头受伤的母兽，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
我静静地听着，眉头越皱越紧。作为一名带兵多年的师长，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给军装抹黑的行为。
等她哭声渐歇，我才开口，声音冷硬如铁：“军人违法，军法处置。这是规定。”
我的冷漠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她的身上。她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振国！李师长！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打听了很久，才知道你现在……你现在是师长了！你是我们这批人里最有出息的！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她从沙发上滑下来，想要跪下。“我求求你，看在我们……看在我们当年……的情分上，你帮帮王涛吧！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他要是被开除军籍，他这辈子就毁了！我也活不下去了！”
我立刻起身，避开了她。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
“林晓月同志，”我一字一句地说，“请你站起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不可能为了任何私情，去干预司法公正。你的儿子犯了法，就必须承担他该承担的后果。这是原则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的话，彻底击碎了她最后一丝希望。她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
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这个女人该带着绝望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林晓月突然抬起了头，对我说出了一件令我震惊不已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