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安徽的一个村里,吴家添了个男娃,取名吴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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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想不到,这个生在没落书香门第、幼年丧父的孩子,后来会成为改变新中国测绘格局的人,更把儿子培养成了为国担当的正国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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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吴忠性的家世,真是谁听了都不免唏嘘。
他的祖父做过县丞,也算一方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是晚清贡生,科举废了后就在家开私塾教蒙童。可到了吴忠性出生时,家里早就败落了,父亲在他襁褓中就离世,母亲带着他实在撑不起家,只能回娘家投奔外祖父。
外祖父是个心善又识货的人,见吴忠性眉眼间透着股机灵劲儿,认定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不仅掏心掏肺照顾母子俩,还咬牙送他去私塾读书。6岁的吴忠性揣着母亲缝的粗布书包进私塾时,就知道自己读书的机会来得不容易,所以他十分用功。
可私塾里教的四书五经,到了1928年就不够用了。那年,16岁的吴忠性被送进新式中学,第一次见到数学公式、英语字母,整个人都懵了。同学用的课本是洋文的,老师讲课夹杂着新词,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手里的笔半天写不出一个字。
但吴忠性从来不是轻易认输的人,白天听不懂,他就晚上找同学问,把英文单词抄在纸片上,吃饭、走路都攥在手里背。夏天天热,蚊子咬得满腿包,他就泡在井水里降温,硬是用半年时间追上了同班同学的进度。
连曾经笑话他“老古董”的同学,都忍不住说:“吴忠性这股狠劲,真没人比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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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选校时,吴忠性原本想考职校,因为那时候职校包分配,能早点挣钱养家。可伯父吴少农拦住了他:“你是块读书的料,安徽六中是省里最好的中学,去考!砸锅卖铁我也供你!” 吴忠性揣着忐忑去考试,放榜那天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看到“吴忠性”3个字时,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安徽六中的日子更苦。数理化教材全是外文原版,他英语刚入门,对着课本上的专业术语直犯愁。暑假别人回家歇着,他就借了本英语语法书,躲在亲戚家的柴房里啃,遇到不懂的就画圈,等开学找老师问。
有次为了搞懂一个几何定理,他在教室里熬了一整夜,天亮时趴在课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断了芯的铅笔。
3年下来,他的成绩从班级中下游冲到前列,地理老师看他画地图又快又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手本事,不去学测绘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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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高中毕业之后,吴忠性犯了难:大学学费太贵,家里根本拿不出。还是老师提醒他:“南京有个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公费读书,还管饭,你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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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吴忠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报考,没想到他还真的顺利考上了地图制图专业。在学校里,他更是把“拼”字刻进了骨子里:仪器室里,他比谁都来得早,抱着经纬仪练操作,手上磨出了厚茧;图书馆里,他把国内外的测绘著作翻了个遍,笔记记了满满好几本。
同班同学有不少因为吃不了苦中途退学,最后毕业的只剩一半,而吴忠性年年都评上三好学生,1936年毕业时,直接被分配到了“国家测量总局”制图科,成了人人羡慕的“技术官”。
本以为能安稳过日子,可没几年抗战就爆发了。南京待不住,测量总局一路往武汉、贵阳撤。吴忠性带着家人挤在逃难的人群里,行李丢了一件又一件,唯独装着测绘资料和仪器的箱子,他始终抱在怀里。
有次在贵阳,日军飞机来轰炸,所有人都往防空洞跑,他却转身往办公室冲,只因里面还放着刚画好的军用地图。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他爬起来第一反应是摸怀里的地图,见纸没破,才松了口气。
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这些图是给部队指路的,丢了图,多少战士要走冤枉路?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命。”
在贵阳的日子里,吴忠性一边躲避轰炸,一边忙着绘制地图。部队要行军路线,他就熬夜算坐标;地方要修公路,他就背着仪器去实地勘测。有次为了测一段山路,他带着同事在山里走了好几天,干粮吃完了就挖野菜,鞋子磨破了就裹着布条走,最后把准确的地形图交上去时,他的脚已经肿得穿不上鞋。
抗战胜利那天,吴忠性站在街头,看着人们举着国旗欢呼,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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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终于能安下心来搞研究,可没过多久,上级就通知他去英国学习先进测绘技术。吴忠性揣着希望登上去英国的船,可到了英国才知道,对方说“名额满了”,把他们转到了印度的英国测量机构。
在印度的日子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灵敏度更高的经纬仪,学到了更精准的天文测量方法,可也看到了让他揪心的一幕:印度地图上,竟然把中国的新疆、西藏划进了自己的疆域。吴忠性拿着地图去找负责人理论,对方却敷衍说“这是惯例”。
那天晚上,他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国家不强,连自己的地盘都保不住!我一定要把真本事学回去,将来给祖国画最准的地图!”
在印度的一年里,吴忠性除了学技术,还偷偷收集了大量关于西藏、新疆的地理资料,山脉走向、河流分布、气候数据,他都记在本子上,回国时小心翼翼地裹在衣服里带了回来。
1946年底,他回到国内,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失望:国民党官员忙着争权夺利,买设备的钱被挪用,测绘工作根本没人上心。1948年国民党搞党员登记,吴忠性看着那些鱼肉百姓的官员,咬咬牙没去登记,他不想再跟这个腐朽的政党扯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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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开始往台湾撤,有人专门找到吴忠性,许他高官厚禄,让他带着家人和仪器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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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难得的技术人才,去了台湾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吴忠性却摇了摇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大陆。这里有我要画的地图,有我要守的土地,我不走!”
他还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这下可惹怒了上级,把他打发到了大西南的偏远山区工作。有人劝他“服个软”,他却说:“就算去山里,我也能为国家画地图!”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吴忠性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激动得老泪纵横。
没过多久,西南军区测绘分局的人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跟我们一起干吧!”吴忠性当场就答应了,第二天就背着仪器去了分局报到。
当时最紧急的任务,就是绘制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路线图。西藏地形复杂,海拔高、气候恶劣,之前根本没有详细的地图,部队贸然进去很容易迷路。吴忠性主动请缨:“我去!我在印度收集过西藏的资料,说不定能用上!”
他带着一支测绘队,背着仪器进了藏区。高原上氧气稀薄,走几步就喘得厉害,有人出现了高原反应,脸色苍白地倒在地上,吴忠性就背着仪器扶着人走;晚上宿营,帐篷里冷得像冰窖,他就和同事们挤在一起,借着微弱的灯光整理白天测的数据。
有次为了测一个山口的海拔,他冒着风雪爬了好几个小时,爬到山顶时手脚都冻僵了,可看到准确的数据时,他却笑了:“这下部队能安全过去了!”
不到半个月,吴忠性就带着测绘队画出了详细的进藏路线图。解放军凭着这张图,顺利进入西藏,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业。后来有人问他“苦不苦”,他说:“看到部队顺利进藏,看到西藏回到祖国怀抱,再苦也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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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突出的贡献,1960年,吴忠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评为正教授,还穿上了军装,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测绘将军”。
后来国家创办测绘学校,他被调到沈阳测绘学院当教授,又随校迁到北京,任制图系主任。那时候国内的测绘教材还是苏联的,中苏关系紧张后,教材断了供。吴忠性就带着同事们自己编教材,白天上课,晚上查资料、写讲义,经常熬到后半夜。
他编的教材通俗易懂,还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地形,好几所学校都拿来用,直到现在还有学校参考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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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性不仅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含糊。
他有几个孩子,其中二儿子吴邦国最让他骄傲。他给儿子取名“邦国”,就是希望儿子能为国家做贡献。小时候,吴邦国做作业到深夜,吴忠性再忙也会陪在旁边,帮他改作文、讲数学题;长大后,吴邦国考进了清华大学,吴忠性叮嘱他:“在学校要好好学本事,将来用在建设国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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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没辜负父亲的期望,从工厂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成为了正国级领导人,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88年,吴忠性退休了,可他还是闲不下来。家里的书房里,堆满了测绘资料和图纸,他每天都要翻一翻,琢磨着怎么改进测绘技术;学校里的学生来看他,他就拉着学生问最新的测绘进展,还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
1999年,87岁的吴忠性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测绘工作,拉着女儿的手说:“我还有几本笔记没整理完,那是给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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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性的一生都在为国家画地图,为人民找路。他的儿子吴邦国继承了他的赤子心,为国家的发展鞠躬尽瘁。一门两代,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这样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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