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故宫如何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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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7日上午前往故宫博物院，参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故宫不仅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鲜活档案，也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化遗产。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故宫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推荐阅读《人民论坛》独家文章。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底色，和而不同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中华文明包容四海兼容并蓄的特征，在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演进过程中，得到有力彰显和印证。而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珍贵文物已达195万余件（套），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和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又是追溯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场域，更是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的会客厅。

文明起源、形成期中华大地各区域的交流互动

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发现来看，交流互动、碰撞融合，在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重要因素。

距今1万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先民开始稻的栽培，华北地区先民则开始栽培粟和黍。此后，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距今8000多年前传播至淮河流域，后来传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8000年前，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并陆续向南传播到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制陶、琢玉等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在黑龙江省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至8500年前的玉玦、玉吊坠。在距今8000多年前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玦和玉坠等装饰品，显示出琢玉工艺技术的进步。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现了与北方兴隆洼文化形制和制作方法相似的玉玦和玉坠的玉器组合。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出土了种类、制法如此相似的玉质装饰品，暗示当时各地的史前先民们已发生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作为辅证，在长江中游地区距今8000年前的遗址中，出土了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文化风格的陶器和淮河上游地区贾湖遗址风格的陶器。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8000年前，中华大地各区域之间的先民们已经发生交流。

大约5500年前，分布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的红山文化晚期史前信仰中心——辽宁喀左牛河梁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等玉器。在同时期的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与辽宁牛河梁遗址种类和形制非常相似的玉龙、玉鸟、玉龟、玉人，且两地出土玉人的姿势都是双臂并拢于胸前。相聚1500公里之遥的这两处遗址出土的玉器竟然如此相似，很难以偶然来解释。特别是玉龙、玉鸟、玉龟等玉器是只在尊贵身份的墓葬中随葬，且都与当时的信仰有关，或可说明当时在相当广阔的地区的社会上层之间已经有了交流互动。

约距今55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期的陶器表面流行出现以花和鸟为主题的纹饰简化为圆点和弧线三角的图案，并向黄河上游、黄河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扩散传播。在如此广阔区域内，第一次形成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影响强烈的局面，说明在5500年前这一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孕育形成的关键时期，生活在以上地区的人们交流十分活跃，已经形成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等若干共同文化因素，出现了早期中华文化圈，为形成商周时期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历史趋势奠定基础。

大约4300年前，长江下游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文明衰落。黄河下游、长江中游等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发生显著变化，文明化进程出现重大转折，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在继承仰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现了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都城的强大势力集团。值得注意的是，陶寺遗址除了自身文化传统的因素，还吸收很多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例如，来自黄河下游地区的三足陶制酒器陶鬶和陶盉、一段平齐另一端呈尖状的玉圭、以多重木质棺椁显示墓主人尊贵身份，来自良渚文化极有特色的玉琮、玉璧和玉钺，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双翅形玉饰等。正是因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各地先进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在与各地区集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纵观中华文明早期演进，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异彩纷呈，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积极贡献。其中，中原地区以开放的心态，创造性吸收融合各种文明因素，得以发展壮大。由此可见，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先人的智慧、创造和精神，沉淀在一件件文物中，无声地诠释着中华文明的来时路、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故宫博物院曾在文华殿举办“何以中国”展览，展览汇集全国30家文博机构的130余件（套）珍贵文物，将中华5000多年文明比拟为一条大河，将文明的起源、传承、发展比拟于河水的“源”“流”“汇”，并以这三个单位为脉络，描绘一幅中华文明长河奔涌向前的历史画卷，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展览的每一件参展文物都有精彩的故事、深远的意义，同时又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严密的展览逻辑串联在一起，以物记事、以事叙史、以史启思。参观者面对的不仅是珍贵馆藏文物，还有与古人对话、与先贤交流的主观想象和体验，在甲骨书简中感受“弦歌不绝”的传承，在水墨丹青中品味“宁静致远”的风韵，在经史子集里读懂“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体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洞察中华民族“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绵延传承。

中华文明与域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不仅域内各民族交融汇聚，形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的文化认同和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而且与域外其他文明相遇、对话、交流、互动。历史和现实证明，文化交流、文明交往从来不是单行道，而是有来有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古老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中华先民与域外的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发现距今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出土上千件打制石器，出土了采用典型欧洲旧石器中期文化——莫斯特文化的打制技术形成的勒瓦娄哇石核、莫斯特尖状器等器物，和3处灰堆（可能为新疆最早用火遗迹），以及犀牛、棕熊等动物骨骼（带切割、灼烧痕迹）。同类的石器在内蒙古金斯泰洞穴和宁夏水洞沟等遗址也有发现，表明当时华北地区的先民与欧洲的先民发生了交流。莫斯特石器组合（旧大陆西侧典型技术）提示亚欧人群迁徙可能路径，为研究更新世晚期东亚与西伯利亚、中亚人群互动提供线索。

通天洞遗址的中文化层发现石围墙、灶坑、灰坑及陶器、铜管残件、石磨盘，浮选出距今5200-5000年的炭化小麦和炭化黍，小麦源自西亚，黍则源自华北。说明当时来自西亚的小麦传入新疆地区，源自华北地区的黍也传到新疆地区。此后，小麦的栽培技术继续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五谷之一；黍的栽培技术也传到西亚地区。和小麦的传入同时，还出土了迄今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残片。这表明，同为源自西亚的小麦与铜器一道传入新疆。

小麦与黍的发现证实，距今5200年欧亚草原存在着东西方交流的通道。西亚小麦和青铜器经中亚传入阿尔泰，华北的黍向西传播至中亚西亚，早于汉代的“绿洲丝绸之路”。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古代文明的农作物——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出土了源自西亚地区，经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传入的小麦、黄牛、绵羊。与此同时，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也从西亚经中亚地区至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粟和黍的栽培技术，也向中亚西亚传播。

大约4000年前，家马由欧亚草原传入我国新疆地区；距今3300年左右，家马和马车经由欧亚草原地带传入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在距今约3000年前，冶铁术经由中亚地区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发现的西周晚期虢国墓地中，出土了玉柄铜芯铁剑和铜骹铁矛和铁援铜戈，均为人工冶铁的制品。冶铁术起源于距今3400年前的西亚赫梯。较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冶铁术及其制品是从西亚经中亚地区传入。春秋赵国时期，冶铁术在我国取得显著进步，吸收了此前已很兴盛的铜器铸造，发明了铁器铸造技术。大约在春秋末期，距今3400年前起源于古埃及的玻璃技术及其制品玻璃珠传入我国。因其很像蜻蜓的眼睛，故被称为“蜻蜓眼”。在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以钠钙为原料制作的玻璃珠。此后，中华先民发明了以铅钡为原料制作的玻璃器。

西亚地区上述外来文明因素的融入，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粟、黍、稻、麦、大豆构成的五谷农业体系和以猪、狗、牛、羊、马为主的家畜饲养体系。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经过创新，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在尧舜时期制作出第一批青铜容器，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马和马车的传入，则丰富了黄河流域人们的交通手段，扩大了人们活动的范围。冶铁术传入中原地区，发明了铁器铸造技术后，针对铸铁韧性差的特点，中华先民发明了铸铁脱碳技术，使铸造铁器的韧性大大增强，使铁器在生产和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为秦汉时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国时期，来自西亚的制品及其制作技术传入我国境内的同时，原产于我国的丝绸和玉器也向西传到中亚和西亚地区，以及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

西汉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迎来繁荣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交流互鉴，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原，但本土的道教并未被摈弃，而是两者长期并存，都成为信仰的对象。唐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十分繁荣的时期，也是对外开放、文明交流非常兴盛的时期。唐王朝的开放包容，体现在各个方面。在唐王朝的宫廷乐舞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如高丽乐、天竺乐、龟兹乐等。在唐朝，世界各地的人来到长安。2004年，在西安出土了日本第十次遣唐使井真成的墓碑，还有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在唐长安城经商做官。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唐三彩俑中胡人牵骆驼的形象。唐代，从西亚等地区引进种植的水果、蔬菜、香料等更是数不胜数。此后，我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先进的文化因素向西传播，同时也接受了佛教等域外文明的因素，并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合，使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充满活力，不断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一度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外文化交流受到影响，但文化交流实际上并未终止。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理念和制品，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我国。在故宫可以看到来自西方的大量实物资料，西方的钟表、天文仪器、珐琅等技艺精湛的手工工艺品、绘画、琉璃建筑构件、西洋式装饰元素等，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还有北京圆明园里各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和园林景观，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明证。

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民主的思想传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全新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民族复兴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即使在史前时期，交流就已经普遍存在，持续的跨区域、跨族群的交流，记录了文化互鉴的历程，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是中华文明持久兴旺的关键，是中华文明魅力永恒的支撑。

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故宫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重要作用

开放包容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放眼世界各种文明，无一不是在吸收其他文明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使各种文明能够充分吸收融合其他文明的先进因素，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明发展。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区，更是由于接受周围地区业已成熟的文明影响，从而加快本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自身发展缓慢，进入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周代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进入公元1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直接联系。由此，中国汉文化传入日本，稻作技术、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陆续被其接受，有力促进了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

从世界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世界各地先后诞生各具特色的古老文明，大多数古老的文明曾辉煌灿烂于一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最终未能摆脱衰落甚至消亡的命运。无法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冲突，是诸多对人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古老文明湮灭不存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的风霜淬炼，也曾面临自然灾害、战争等危机挑战，也曾遭到重创，但从未中断，而是化危机为生机，在不断的变革与更新中实现自我发展。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并且日益浸润更广阔的地域，惠及更具多样性的人群。无论是古代的历史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都充分说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社会强盛发展的法宝。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中华文明在5000多年发展史形成的突出特性和历史经验的精准概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故宫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承载者，其文物藏品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实物见证，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记。在故宫文物所构成的连缀不断的文明史迹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得以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以及不同文明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一贯传统得到有力佐证。百来年，故宫博物院始终肩负着守护中华文明瑰宝，促进文明对话的重要使命，通过系统化、多维度的创新实践，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以展览展示为窗口，以教育传播为纽带，持续深化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国际对话交流合作。以博物馆推动文化交流的最直观形式展览展示为例，201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先后组织赴外及港澳台地区文物展览79次，参与境外合作机构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组织的文物展览29次。在展地选择上，除与英、法、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外，故宫博物院还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无论是丝路经济带上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卡塔尔等，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拉丁美洲地区国家，故宫博物院均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除了持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故宫博物院还积极开展外国文化“引进来”工作，实现文化交流“双向互动”。例如，2012年与墨西哥政府合作举办的中墨玉石文明主题交换展，将两个玉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的玉器进行交换展览，在两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再如，2024年4月至6月，故宫博物院于文华殿展厅举办“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该展在两国元首见证下签约，以精彩文物向内地观众展现了百年间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展览结束后，大纲和部分文物展品经调整，以“当紫禁城遇上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纪中法文化交流”为题于2024年12月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引进展览的落地为后续出国（境）展览的推动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增加了巡展或交换展实施的可能性，也为国（境）外合作单位了解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情况与策展水平提供了窗口。党的十八大以来，故宫博物院引进近30个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地区的文物展览，实现跨地区、跨国家、跨文明的双向交流对话，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与相互理解。除了举办各种展览，故宫还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第一个“文明对话国际日”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回望历史，百余年前的1921年，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而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因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而不断地被实证、被刷新、被激活。百年前的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代代人所做的文物遗产保护、研究、传承工作，不仅是对历史与文化最好的守候，也是在凝聚新的文化力量。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要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就要增强历史自觉、寻根固本、鉴往知来。期待故宫博物院继续坚守文化使命，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将文化自信的力量，深深地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当中，使文明光芒熠熠生辉，努力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合共生贡献智慧和力量。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2025年第18期

原标题 | 从中华文明探源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王巍

新媒体编辑 | 常宇峰

原文责编 | 常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