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天才”之谜

1922年4月6日，国际象棋神童萨缪尔·雷舍夫斯基（Samuel Reshevsky）参加一场同步进行的国际象棋表演赛。这位10岁的少年在美国巡回赛期间与高手对弈了1500盘，赢了1491盘。© Alamy

利维坦按：

前阵子和一朋友聊起他的儿子，对方说，大概孩子两岁的时候，一次朋友来家里，用笔记本播放卡米尔·圣桑的《天鹅》，发现这个孩子听哭了。到了三岁，他又看到孩子在反复听贝多芬的《月光》，后来就会把自己遇到的激动的事情写成曲子，自己用钢琴演奏。除了音乐方面，这个孩子对数字特别敏感，大概两三岁就已经可以数数到1000。还有一个让他震惊的细节：这孩子给自己的iPad设置了100多位数字的密码。

我们常说天赋异禀，那些所谓“神童”、“学者症候群”、“白痴天才”，都是在某一方面显露出异于常人的惊人禀赋与创造力。这个现象长期困扰着心理学家、神经学家、人类学家，公众也对这个群体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即便在今天，我们用“神经多样性”的表述取代了“病理化”的逻辑，但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理解到底有多深入，仍旧值得怀疑。

1915年11月25日，美国报纸《评论报》（The Review）刊登了一则关于一名11岁男孩的非凡报道，这名男孩拥有惊人的数学天赋。坐在一座靠近铁路线的小山上，他能够记住以每小时30英里速度驶过的列车车厢上的所有数字，把这些数字相加，并得出正确的总和。令人称奇的不仅是他能计算如此大的数字（而且是在移动的列车上读出它们），还在于他几乎无法在他人帮助下进食，也认不出自己遇到过的人。其所谓发育迟滞与卓越算术能力之间的反差，使得他的数学壮举更显惊人。文章的作者问道：“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其答案以一个医学标签的形式出现：这个男孩是19世纪医学所谓的“白痴天才”（idiot savant）。他在精神机能上存在严重障碍，这种障碍影响了他的运动和社交能力，但他却拥有一种非凡的才能。

在《评论报》报道这位天才儿童的数学能力一个世纪之后，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依然推动着当今对“学者症候群”（savant syndrome）的心理学研究。位于威斯康星州、以达罗德·特雷弗特（Darold Treffert）命名的SSM健康特雷弗特中心（The SSM Health Treffert Centre）将"学者症候群"定义为：“一种罕见状况，患有各种发育障碍（包括自闭症障碍）的人，具有惊人的能力与天赋。”

如今，人们主要从“神经多样性”的视角理解学者症候群，因为学者症与自闭症之间的关联极为紧密：大约每10名自闭症患者中就有1人展现出某种学者技能，而没有自闭症的学者则要罕见得多。

例如，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和迈克尔·隆巴多（Michael Lombardo）的研究关注“系统化”（systemising）的神经基础[1]，即那些被诊断患有自闭症的人身上出现的卓越数学或音乐才能：这些人是“过度系统化者”（hypersystemisers），也就是说，他们在识别“规律、法则和/或规则性”方面极其出色。人们认为，他们大脑中的系统化机制被“调至极高水平”，这使他们对感官输入极度敏感，同时具备强烈的注意力集中能力与规则学习能力。

但在过去（自闭症直到1943年才被确立为一个诊断类别），所谓的“白痴天才”是一个悖论，因为当时并没有统一的方式去理解这种卓越的音乐或数学才能如何能与其对立面——严重的障碍——并存的。用19世纪的语言来说，一个人怎么能同时既是“天才”又是“白痴”呢？学者这一形象挑战了人们对天赋如何展现、谁能够展现天赋的常规理解，同时也扰乱了“谁可以被归类为白痴”的概念。在当时对智力的理解体系中，学者往好了说是超凡脱俗，往坏了说其实就是怪物。

历史学家帕特里克·麦克唐纳（Patrick McDonagh）指出，“白痴”是一个高度模糊却被广泛接受的医学术语[2]。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带有边界的范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象征功能：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对照，使现代人得以将自己定义为理性与聪慧之人，从而强化他们获得尊重与社会权威的正当性。这也意味着，像那位对数字着迷却在当时医学术语下仍被视为“白痴”的11岁男孩，制造了一种矛盾——一种至今仍有深远影响的矛盾。

“白痴天才”这一术语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由法国医生兼教育改革家爱德华·塞甘（Edouard Séguin, 1812–1880）创造。在研究美国（他后来成为入籍公民）“弱智儿童”教育状况的过程中，塞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孩子，他们虽然表现出显著的智力缺陷，却似乎在某一方面的技能上格外出众。

爱德华·塞甘（1812–1880）。© Wikipédia

根据塞甘的说法，这些“白痴天才”特指精英阶层，而这一阶级的特征正是对奢侈的过度追求以及对社会缺乏有用的贡献。对塞甘而言，“白痴天才”——“在某一方向上异常发达……但在其他各方面却愚钝的男人”——正是这种无用性的具象化身。他写道：

几乎完全是从这个[富裕]阶层中，我们才会看到音乐、数学、建筑及其他种类的白痴天才；这是某种能力的无用突现，伴随着一种可悲的普遍无能。

在中产阶级仍在为社会退化的恐惧而挣扎的年代，塞甘的贬义评论超出了医学观察的范畴，反映出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批判态度，针对的对象是那些被视为柔弱、衰败、疑病的贵族。白痴天才强化了这些阶级刻板印象：即便他们的天赋再早慧，也是无用的。

但塞甘的观点绝非普遍被接受。英国医生约翰·朗登·唐（John Langdon Down）等人认为，“白痴天才”的案例可以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找到，而他们的特殊天赋可以（也应该）通过训练，使其通过艺术与技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在朗登·唐照料的学者中，有一位名为詹姆斯·亨利·普伦（James Henry Pullen）的人，他于1850年15岁时被送入萨里郡的厄尔斯伍德收容所（Earlswood Asylum）。

詹姆斯·亨利·普伦，约1880年代。© Langdon Down Museum of Learning Disability

他从未受过教育，且基本上是聋的，词汇量极为有限：他能写或能说的寥寥数语都是家人教给他的。然而，他对绘画与雕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小就用小块的柴火木雕刻船只，从未接受过木工训练。到达厄尔斯伍德后，他被安排到木工坊工作，很快便成为一名熟练的木匠。他为收容所制作家具，但他真正的热爱是打造现实或想象中的大型船模。照料他的人解释说，普伦“能够根据图纸建造精美的船模，雕刻技艺高超，但却听不懂一句完整的话——必须把句子拆分成部分给他解释”。

“巨人”模型的外视和内部图，詹姆斯·亨利·普伦，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Langdon Down Museum of Learning Disability

普伦在厄尔斯伍德度过了长达66年的生涯，其间他的船模多次获奖，并赢得了国际认可——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爱德华（Edward, Prince of Wales）的赞赏，王子甚至赠予他象牙牙雕作为鼓励，促使他继续创作艺术。朗登·唐认为，通过发展他们的技能，像普伦这样的人既能更自立，也能更有益于社会。事实上，这样的信念正是19世纪教育智力障碍者的主要动机。

“国家驳船”习作和实物模型，詹姆斯·亨利·普伦，1867年。© Langdon Down Museum of Learning Disability

与许多其他用以病理化行为的标签相似，例如“少年罪犯”（juvenile delinquent）与“同性恋者”（homosexual），创造“白痴天才”这一医学范畴在当时关于权利与责任的辩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那个坚信社会应以功绩制为基础的时代，这一分类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异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化的工具，通过强调慈善之必要来实现这一点。普伦的案例展示了个人天赋、社会认同与制度性利益如何能够并存，并共同塑造个体的生活体验。

这种动态关系同样体现在另一位年轻才女的身上——她的名字已湮没于历史之中——她是巴黎著名精神病院萨尔佩特里埃医院（La Salpêtrière）的长期住院者。她生来失明，且在身体与智力上皆有残障，但她的“音乐记忆与歌喉”给自己与日常生活中接触她的人都带来了喜悦。她参加了精神病院的合唱团，并负责纠正其他成员的音准。照料她的人称赞她举止温婉、神态愉快，这与当时的谦卑美德观念十分契合：一个人不应夸耀与生俱来的才能，而应优雅地接受，并将其用于公共福祉。

她的才艺广为人知，以至于当时的作曲家让-安托万-茹斯特·热拉尔迪（Jean-Antoine-Just Géraldy）、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与贾科莫·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都亲自来探望她，并赞扬她独特的天赋。正如该院院长所解释的，如果不是因为她在生活上极度依赖他人照料，她的才华本应足以让她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

19世纪下半叶，“天才”的本质成为人文科学中的核心辩论之一。在“退化论”（theory of degeneration）的语境下（这一理论从自然史传入进化论领域，并声称文明因不良特征的遗传而走向衰败）天才成为一种模棱两可的品质：它既可能保证进步，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堕落。理解“天才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产生”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后果的紧迫问题。天才是自发出现的，还是个人努力的产物？它能否被引导与培养以造福大众？

从较为负面的角度看，天才历来在某种程度上与疯狂联系在一起，而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天才是否是一种病态？那些拥有惊人才能的人实际上是疯子吗？而这对那些被视为社会进步推动者、往往被归类为天才的男人意味着什么？

三位独特的思想家代表了这些不同的问题：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英国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以及英国性学家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高尔顿利用统计分析宣称，天才是一种独立于教育的遗传品质。正因如此，科学家之所以生出科学家，是因为天才可以遗传。他对天才的遗传学理解对优生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期广为流行，当时许多思想家深信，通过鼓励那些具有对社会有用的卓越品质的人彼此繁衍，可以建立一个更优越的社会（或“种族”）。

相反，龙勃罗梭——这位以其犯罪人类学研究和仅凭外貌特征创造犯罪“类型”而臭名昭著的学者——认为天才是一种类似于疯狂的病理状态。对龙勃罗梭而言，天才就像一颗珍珠：一种病变产生的美丽产物。但它之所以能在罪犯中被发现，也恰恰证明了它最终的病态本质。

在两者之间找到折中立场的是艾利斯。他提出天才是一种与“愚钝”（而非疯狂）相关的遗传特质，其中某种能力被过度发展，而以牺牲心智和身体其余正常功能为代价。举例来说，他提到天才往往表现出极度笨拙的举止。但理解天赋真实本质的关键，艾利斯认为，并不在“疯子”，而在“白痴天才”这一人物身上——从而将天才置于愚钝的同一谱系之中。

与此同时，医生们正在争论天赋是否会在“天才型白痴”家族中遗传。有些人举出多个家族成员展现相同才能的例子，其中包括一位长期居住在巴黎萨尔佩特里埃精神医院的男子。他从未演奏过任何乐器，却偶然拿起一面鼓并展现出极高的演奏天赋。进一步调查发现，他家中的其他男性成员都是熟练的鼓手：他的父亲、祖父和兄弟都是鼓手，这被视为该患者“天生才华”的证据。其他医生则反驳称，这种能力的出现是随机的，甚至是怪异的；他们借助这种患者的矛盾性，既，确认这种才能是病理性的，同时也强调了它令人钦佩的独特性。

对天才的研究也与另一个问题有关：早熟现象。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增多，以及以量化方式界定智力的智商测试逐渐普及，用于将儿童划分为不同类别，便出现了两种不同意义的“年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前者指个体自然时间的流逝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体变化与成长；而心理年龄则指大多数人在相似时间点上达到的技能与行为，反映出不同的心理发展阶段。正常的发展要求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任何偏离常态的现象都会被病理化。早熟与愚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体现了个体自然年龄与心理年龄的不一致。

早熟的典型例子就是“神童”。关于早熟儿童的记录可追溯至18世纪，例如莫扎特和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海涅根（Christian Heinrich Heineken）——后者被称为“吕贝克的婴儿学者”，他在短短四年生命中，于一岁时便能说流利的德语，两岁和三岁时能阅读不同版本的《圣经》。然而，正如安德烈娅·格劳斯（Andrea Graus）所指出的[3]，直到19世纪中叶，“神童”这一形象才成为更为普遍的文化现象。与娱乐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心理学的成长密切相关，这些儿童成为科学与大众双重的迷恋对象。

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海涅根（1721-1725），根据其母亲凯瑟琳娜·伊丽莎白·海涅根（Catharina Elisabeth Heinecken）的画作创作。© wikipedia

父母与经纪人很快意识到可以从这些孩子身上获得经济利益，于是让他们在国内外巡回演出，迎合那种吸引成群观众观看“自然怪胎”的表演文化。像意大利“心算天才”维托·曼贾梅莱（Vito Mangiamele，1827–1897）、西班牙钢琴家佩皮托·阿里奥拉（Pepito Arriola，1895–1954）以及波兰裔国际象棋选手萨缪尔·雷舍夫斯基（1911–1992）等儿童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同时也成为心理学家研究的对象，他们试图理解如此年幼的孩子为何能展现出这种天赋。（他们的结论是：这些孩子拥有惊人的记忆力，而非创造能力。）神童的形象体现出两种矛盾：一方面是天才，另一方面是发育不足——这种对比同样体现在“白痴天才”身上，后者常因其愚钝而被幼儿化看待。

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解在19世纪最著名的“白痴天才”案例之一中汇聚起来：钢琴家兼作曲家托马斯·“盲人汤姆”·威金斯（Thomas ‘Blind Tom’ Wiggins）。他的情况因其独特性而引人注目：威金斯是黑人，生于奴隶家庭，且有身体和精神双重障碍。在五岁时，他已展现出非凡的钢琴演奏与作曲天赋，八岁便开始独奏生涯。威金斯被其奴隶主（后来也是他的经纪人）带到全国各地展示。他的演出宣传册宣称其才华完全是天生的、未经雕琢的“原材料”，可被“提炼”成娱乐用途，这种天赋既令人着迷，又带有怪诞的色彩。（“提炼”这一比喻并非偶然：历史学家林赛·J·赖特指出，威金斯的事业正发生在加州淘金热的背景之下。）

钢琴家兼作曲家托马斯·“盲人汤姆”·威金斯（1849-1908）。© Pianist Magazine

然而，研究威金斯生平的历史学家对他天赋的独树一帜提出了质疑。尽管演出宣传强调他自幼能即兴演奏、模仿旋律，以此证明其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但史料显示，威金斯其实接受过钢琴课程，并有教师陪伴他练习自己的作品及他人的作品。接近威金斯的人也指出，他并非“白痴”，而是“对自己正在演奏或听到的音乐表现出狂热的喜悦或着魔般的沉醉”。

威金斯获得了当时极少数人能企及的名人地位。人们被他的技艺所震撼。1912年，《西雅图之星》的专栏作家写道，威金斯“在最复杂的音乐迷宫中摸索前行”，其方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仿佛被上帝触碰过。但也有人称其演奏是怪异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认为他几乎被恶魔附身；他在1869年写道：

“我想，一生的学习也教不会一个人做到这种奇迹——但这个盲眼、未经教育的十九岁‘白痴’却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某位天使，被逐出上天，如同另一个撒旦，寄居在这具粗陋的躯壳中……这并不是盲人汤姆在创造这些奇迹般的音乐——是另一个存在在做这些事。”

无论哪种说法，这个极具天赋、盲眼的黑人男子——在演出中以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并在演奏时怪异地拍手——始终处于矛盾的张力之中。在一个将社会地位建立于个人天赋的社会中，像吐温这样试图将威金斯的才能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做法，是为了解释那些不符合既定社会秩序的现象。

有趣的是，其中一个解释直接将威金斯的才能归结于他的“黑人身份”。在19世纪中期，人们普遍认为节奏属于身体，而非理智的范畴——它与冲动和感官联系更为紧密，而非理性。这一观念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儿童、“白痴”与黑人都展现出对音乐的天然喜好，尽管他们被视为野蛮且未开化的人。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美国白人声称黑人拥有“天生的音乐感”，并以此来强化他们关于“本质差异”的观念。同样地，塞甘也提倡利用音乐作为教育“白痴”的工具，认为音乐能刺激他们的感官、增强注意力，同时又指出“他们的品味属于通俗或有色人种”。威金斯，这位黑人残疾人，正好在两个层面上验证了这些带有种族偏见的观点。

自启蒙时代以来，当人们认为智识秩序反映社会秩序之时，具备智力障碍却有天赋的个体，便对理解人类心智与社会差异的自然化构成了挑战。这一点在计算能力的案例中尤为明显。在大学之外，算术被视为一种缺乏智识声望的偏门技能，主要局限于商业领域；但随着商业化的扩展，算术的重要性上升，人们普遍将其视为理性力量的标志。欧洲的著名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以及美国的内森尼尔·鲍迪奇（Nathaniel Bowditch），因其非凡的能力而被视为启蒙时代天才的象征。

托马斯·富勒不会读写，但却以近乎完美的方式掌握了细节计算的能力。他能在计算中给出任意时间段内的月份、天数、星期数、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的总量，并把所有闰年都计算在内。© African American Registry

然而，在18世纪，还有其他人物——如英国的杰迪代亚·巴克斯顿（Jedediah Buxton）以及身处弗吉尼亚的非洲奴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却展现出惊人的计算能力。对于启蒙时期的科学家而言，这类个体一方面为理解心智的运作提供了线索，另一方面又威胁了社会秩序。既然像巴克斯顿与富勒这样的人无法与人正常交谈，他们又怎能成为理性的典范？

科学家们的回答借助心理学解释：这种类似“学者型白痴”的技能，只是记忆力这一心智机能的超常发展，而非真正理性的体现。根据当时的心理发展理论，记忆被视为最先发展（因而也最不复杂）的机能之一。因此，这些科学家利用认知差异来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合理性。这种做法再次剥夺了智力障碍者拥有创造力的可能性。

随着19世纪医学科学向“解剖-临床模型”转变，对心智现象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被根植于身体——尤其是大脑与神经系统。“愚钝”开始被理解为脑损伤或脑部畸形的产物。至于“白痴天才”，医生们提出，他们的天赋源自大脑的某种隆起与不均衡的生长，这与骨相学的理论一致——该理论认为，大脑被划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代表特定的品质或能力，可以通过研究头骨来加以测量。在可能的情况下，医生们会对“白痴天才”的大脑进行尸检，以期从脑组织中找出揭示其意外才能的线索。有些医生甚至推测，如果他们的大脑其他功能发展到恢复平衡状态，他们便会失去那种特殊才能，因为这种才能正是由不均衡发展引起的。

这些做法再次剥夺了智力障碍者的创造力——他们的能力被归因于大脑或心智的病变，或者被解释为纯粹的模仿技巧。1896年，美国神经学家弗雷德里克·彼得森（Frederick Peterson）断言：“他们并无自发的创造。‘白痴天才’不过是音乐、雕塑、设计或绘画领域的模仿者。”当然，模仿与重复是任何技能发展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像彼得森这样的人却利用这些行为来否认天才型白痴的创造性。由于创造力与“灵魂”密切相连，彼得森及其同类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白痴天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人类。

1943年，奥地利裔美国心理学家利奥·坎纳（Leo Kanner）在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中，将“孤独”、“对物体的执着”、“动作的重复”（如反复写同一个词或左右摇头）以及对常规与不变环境的偏好，描述为自闭症的特征。坎纳在论文中讨论的非典型病例包括一些儿童，他们在一岁半时就能识别作曲家，并在听到他们的音乐时高兴地扭动身体，两岁时就能数到100，三岁前就能唱出大量的曲目，八岁时就有非凡的拼写能力和记忆力超群的算术能力。

他认为，这些孩子生来便具备天赋，且拥有独特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那个智力障碍观念正逐渐纳入精神分析与社会解释框架的时代，坎纳对自闭症儿童的描述为想象力与个体独特性留出了空间，同时仍坚守他们在遗传与神经结构上“天生不同”的观点。

斯蒂芬·威尔特希尔凭借记忆在绘制墨西哥城的全景图。© Mario Guzman/EPA

直至今日，“白痴天才”/“学者症候群”仍令我们着迷。即便我们如今以更包容的“神经多样性”概念取代“病理化”视角，其稀有性与早熟特质依旧引人关注。我们惊叹于斯蒂芬·威尔特希尔（Stephen Wiltshire）能凭记忆绘制出庞大的城市景观，也惊叹于莱斯利·莱姆克（Leslie Lemke）仅凭一次聆听便能弹奏复杂乐曲的能力。

然而，“惊叹”本身已被视为一种“他者化”的表现。金·皮克（Kim Peek）那惊人的记忆力曾启发了电影《雨人》（1988），但影片中雷蒙·巴比特（以皮克为原型）的形象——被幼儿化、无法自理——却受到神经多样性群体的强烈批评。

电影《雨人》剧照。© 豆瓣电影

尽管我们理解这些人的神经学背景已不同，“天才型白痴”仍然是罕见而古怪的存在。

从残障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长期以来对媒体中过度描绘天才型自闭者的现象感到挫败，因为这种描写制造了有害的刻板印象，使那些没有超凡天赋的残障人士被社会“隐形”。从历史的视角回看“白痴天才”现象，可以揭示我们在不同时期如何界定并规训“谁”可以以“何种方式”具有创造力。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围绕“白痴天才”的医学话语，其核心并非健康或心智科学，而是政治与权力（乃至无力）。

尽管我们不再把“白痴天才”贴上“怪物”的标签，但我们究竟走出了多远，仍值得怀疑。我们仍被那种几乎带有偷窥意味的“异常才能”的想法所吸引——这种不可思议、出乎意料的天赋令人困惑又令人神往。尽管我们理解他们的神经学背景已经改变，但“白痴天才”依旧被视作一种罕见的奇异存在。残障研究学者约瑟夫·N·施特劳斯（Joseph N. Straus）与玛丽昂·奎里奇（Marion Quirici）指出，仅仅是询问“为何在残障的同时会出现卓越天赋”这一问题，本身就重复了社会中将残障个体视作“他者”的偏见。

然而，这个问题有两面性。心理学中将天赋理解为自闭症谱系等神经多样性状态内在特质的研究，催生了一种流行叙事：将天才视为天生的结果。人们因此以极度的敬畏谈论残障天才，使他们成为所谓的“超级残障者”（supercrips）——即通过某种神秘的天赋“克服”自身残障的人。但这种看似积极的叙事仍将残障者塑造成“不同于我们”的存在。“超凡”仍是“他者”，而且这种观念强加了一种“必须比常人更优秀才能被接受”的要求。

正如许多残障权益倡导者所指出的，这类“战胜残障”的叙事强化了“残障即负面”的观念，同时掩盖了残障者通过其存在本身所能展现的令人不安的颠覆性力量。只要我们仍难以充分理解神经复杂性，“白痴天才”这一形象就提醒我们：要在拆解、理解与接纳差异的过程中，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1]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5789212/

[2]academic.oup.com/liverpool-scholarship-online/book/15444

[3]psycnet.apa.org/doiLanding?doi=10.1037%2Fhop0000192

文/Violeta Ruiz

译/tamiya2

校对/tim

原文/aeon.co/essays/historys-shaming-fascination-for-the-so-called-idiot-savant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amiya2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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