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先生为何寂寞？

文｜韩浩月

最新一期《新华文摘》转载了《新华每日电讯》题为《寂寞的先生》的长篇报道，是关于扬州大学已故语言文字学家李人鉴先生为学、为师风范的追忆。一气读来，深受触动，深刻地感受到前辈学人执着的学术追求和高洁的治学品格。

李人鉴出生于1914年，去世于2004年。他自1936年22岁时开始撰写《太史公书校读记》，到1985年71岁时这部130多万字的巨著定稿，历时近50年；此后从1985年寻求出版，到1998年该书印刷发行，又耗时13年。他的学术追求，在时间刻度上，往往以一二十年、四五十年计。去世21年后的今天，因为这篇报道，李人鉴这位“寂寞的先生”得以走入公共视野。

先生为何寂寞？那是因为李人鉴秉承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他所从事的事业，需要长周期才能见成绩，过程当中很难得到外界即时的回馈与肯定，个中甘苦，唯有自知。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说，“坐冷板凳”和“吃苦头”是最基础的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考验，完不成这些工作，通不过这些考验，就难以触及深厚文化底蕴的精华。多年以后，“寂寞的先生”之所以受到关注，内在的原因，首先在“短平快”的当下，人们被他的“穷经皓首”所震撼，其次是人们通过李人鉴，恍然间又看见了一代代中华优秀学人为传承文脉孜孜不倦的集体形象。

李人鉴身为大学教授，能把课讲好，让学生听进去，这貌似简单，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在课堂上，他是那位炎炎夏日里全身心投入讲课，“甚至脚边都洇着汗水”的老师，让“哪怕想开小差的学生也都安静地听讲”。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完成目标更远的学术追求，李人鉴不肯浪费一点时间，他撰写百余万言《太史公书校读记》，是利用教学空隙时间完成的。在一住就是30年的学校宿舍里，他是那位“打一份饭当两顿吃”的人，省下的时间，都用于埋首典籍、勘误辨伪。在李人鉴的世界里，仿佛没有其他，当公众已经接受甚至欣赏先生们的生活多一些丰富色彩时，他的生活是单调且清冷的，因为，他将毕生热情都倾注在古籍与笔端。

李人鉴的一生，并不像一部充满转折、结尾圆满升华的故事片，而是一部沉静有序、朴素有力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不需要炫酷的场景、华彩的配乐、精致的镜头，只需要看见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伏案而坐的背影，听到笔尖在纸张上“沙沙”的响声，就会觉得踏实和心安。因为人们会确认，他是在做一件辛劳的、少有人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极其重要又极其有意义的工作。这份工作带来的成果，或许不会被每个人用到，但大家深知，这是对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的执着发掘与守护，属于极少数人去做，但却有益于全民族的工作，每一个珍视中华文化遗产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敬佩与尊重。

简单举例，《史记·刺客列传》中广为传播的一句：“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李人鉴指出，“轲既取图，奏之秦王”才符合情境，李人鉴的学生班吉庆撰文认为，“此叙荆轲事，取图奏之秦王者荆轲，发图者亦荆轲，图穷匕首见因持匕首以揕秦王者亦荆轲”。一个标点符号的挪动，从细微处还原了一个众人皆知的重大历史场景，且更符合逻辑事实。而类似这样的校勘与纠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2013年修订本《史记》中，就有数十条明确采纳自李人鉴的《太史公书校读记》，他的学术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太史公书校读记》，李人鉴还有《左传辨伪》《史记十表考证》《史记语法概要》《〈商君书〉校读记》《关于汉墓帛书及汉墓竹简中的假借通用字》《现代汉语语法浅见》等书稿未能付梓。这些未刊著作虽已列入扬州大学（李人鉴任教学校）2022年“文脉工程”项目，但《李人鉴文集》的出版仍然处在“默默等待”中。这些著作难以面世的原因，仍然与当年《太史公书校读记》的出版难一样，无非是因为缺乏销量支持、没有经济效益。李人鉴在世时长期的坚持，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今天我们应该实现他出版发行的念想，弥补他曾经的寂寥与落寞。

对待自己付出一生心血的事业，李人鉴是无悔的，但对每位读过他故事的读者来说，心头多少会有一点惆怅——如何为“寂寞的先生”创造更好的学术条件和环境？这一问题，曾是难题，但不应难解。如果说过去一个时期，无法将先生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行良好呈现与传播，有着一些复杂因素的话，那么在注重弘扬传统文化、珍视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与途径，对学术研究环境与学术著作的出版、传播，进行真正有效的改善和提升。比如在借助纸张留存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期望在数字时代，能用更多元的出版方式，将李人鉴耗尽多年心血留下的财富做成数字出版物，便于读者查询、阅读与使用。当然这么做也能激励更多当代学人，像李人鉴那样甘坐冷板凳，专注于有意义的文化传承工作。

先生曾“寂寞”，作品“出版难”，并不是人们关注李人鉴的全部理由。公众之所以再次“看见”李人鉴，传播李人鉴，并期望他的全集面世，其实还藏有对文化传承的诸多心理期待。人们对李人鉴这样的先生们，抱有一定的歉疚心理，他们在不同年代没有被潮流左右心态，一门心思做学问，虽然以苦为乐，失去了一些世俗生活的享受与快乐，终归也是难以补偿的遗憾，而在名声与学术成果的传播层面，如果能做得好一些，未尝不是对受益者与潜在受益者的一种心理安慰。

在人工智能冲击下，技术与算法已具备模拟智慧的能力，人们迫切需要更多“文化有用”的实证。文化不是设计出来的，也无法被复制，文化的代际传承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澄沙汰砾、得其菁华，只有依靠人类的大脑与情感，才能得体地处理其中的微妙之处。在此背景下，对先生们及其著作的推崇，并非只是简单的怀古兴思，而是出于一种对“文化安全感”的本能需求。人们需要典籍、历史、语言、礼仪等，来证实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在这一宏大背景中，致力于梳爬校勘、守护文脉的先生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守望者”。

李人鉴被怀念，是人们对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整体感念。仅在2025年，就有守护古文字的“活化石”“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裘锡圭、为“敦煌文化”守一生的“苦行僧”“敦煌学的活字典”项楚、中国思想史家“岳麓书院当代复兴”的关键推动者陈谷嘉等先生们去世，他们和李人鉴一样，都是抱朴守拙、固守书斋、甘于坐冷板凳的文化人。他们用一生照亮浩瀚的文化星空，尽管通常都会自谦只是发出微光，但合在一起，他们是耀眼的，他们不寂寞。

比如，李人鉴在简朴宿舍内潜心治学时，其实并不孤独。当他沉浸于典籍之海时，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共同的事业。他们的影响或在某一时间段内未得到充分扩散，但他们自视的“集腋成裘，积土成丘”，恰恰是文化地图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先生们的执着守望，源自对民族国家文化的坚定自信，耐得住寂寞，是因为先生们看得见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和希望——而这些，正是后来人需要传承与发扬的。

因此，现在纪念李人鉴，对于从事文化教育行业的人来说，其实是想记住先生们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对治学品格的坚守，从他们寂寞、清冷的身影那里得到启示与力量。对于公众来说，先生们所树立的一种标准与榜样，是可以溢出他们的专业领域，深深为每一个人所尊崇与感念，并且尝试在工作与生活里，去模仿与学习，不断尝试深化自身的文化涵养，学会从传统文化中得到价值与能量。（刊于2025年10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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