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仅三天,黄浦江畔硝烟未散,码头上停着缴获的美式坦克与日式火炮。就在这座城市从黑夜走向黎明的时候,一位身着洗得发白军装的女卫生员背着简单行囊,从苏州河北岸坐船过江。她叫缪敏,方志敏烈士的遗孀,正赶往市政府大楼。
进城的车极少,街口路障还没拆干净,她一路步行。途中,有战士认出她,悄声议论:“那就是方志敏的夫人。”敬畏与好奇交织在年轻面孔上,但没人敢上前搭话——方志敏的名字,让这些刚刚参加解放上海战役的士兵心里升起特别的敬重。
来到市长办公室门口,守卫早已得到通知,行礼放行。陈毅正伏案处理城市接管事宜,见她进门,放下钢笔,快步迎上。“缪敏同志,辛苦了!部队里都念叨你的医务经验,今天可算把你请来。”短短一句寒暄,带着将帅的豪爽。缪敏立正还礼,回答不多,只有一句:“任务需要,就得赶来。”
陈毅注意到她脚上的布鞋已磨出洞,便示意副官取来一双解放牌新军鞋,同时顺口交代机关处:“拨辆吉普车给缪敏同志,方便她在城里行动。”副官领命出去。缪敏闻言,轻轻摆手:“谢谢市长,好意领了。可我在华北野战军时没坐过车,上海的路我走得动,吉普留给更要紧的岗位吧。”陈毅目光一凝,笑而不语,把批条收回抽屉。
拒绝一辆吉普,在今天听来或许只是小事,在当时却代表着一种态度。部队刚进城,车辆紧张,能坐吉普,多半是纵队首长,而缪敏选择继续步行,既是不愿享受特殊,也怕影响战士们对纪律的理解。她后来回忆:“做人不能把革命功劳当作筹码,那会折损方志敏留给我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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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方志敏,人们首先想到《可爱的中国》里那句“我以我血荐轩辕”。1935年1月,国民党调集二十万兵力,将他围困在闽浙赣交界。被捕时,他脚上锁着十斤重的镣铐,却依旧写下十几万字手稿。看守胡逸民暗中帮忙,文稿才得以流传。半年后,方志敏在南昌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噩耗传到苏区,缪敏正在战地医院中做手术。炮声震天,她的手没颤;伤员苏醒,她才靠在灶墙掉泪。随后,她被捕入狱。敌师长劝降:“你才二十六岁,当夫人多好。”她咬破嘴唇吐出一句:“头可断,革命信仰不能丢。”对话冷得像牢房石板,守在一旁的宪兵被震得低头。
出狱后,经党中央批准,她带两个孩子到延安。毛泽东见面时,关切询问生活困难,用派发的津贴券替她买了棉衣。华北野战军成立三所战地医院,她被任命为副政委,随部队转战冀鲁豫,数次在开阔地救护重伤员。白天包扎,夜里写护理心得,许多后来沿用的战伤处理流程,就是在那段摸爬滚打里总结出来。
抗日胜利,内战爆发,她又跟随大军南下。渡江之前,她患上疟疾,高烧四十度仍坚持在担架旁指挥输液。“人能扛过去,器材可扛不过去。”她经常把唯一的青霉素让给病情更急的战士。有人问她怕不怕死,她抬头答得干脆:“怕,但怕耽误革命更要命。”
陈毅为她考虑的不仅是城里奔忙。上海接管初期,疟疾、霍乱、赤痢并存,医药匮乏,急需组织防疫工作。她在公共租界旧会所里搭起临时指挥所,合理调配仅有的青霉素、磺胺。三个月后,发病率直线下降,陈毅再见到她,随口一句:“现在肯不肯要辆车?”缪敏笑着摇头,回答还是那句:“走路方便,不劳市府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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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方志敏牺牲后,遗骨迟迟未能找到。1957年,江西筹建化纤厂,工人挖基坑时发现一副带脚镣的遗骸。前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被请去辨认,他双手托起铁镣,沉声说:“就是它。”当年他曾恳求把镣铐重量减至三斤,却依然绝了方志敏逃生的可能。二十二年过去,铁锈未尽,他的悔意更浓。
1977年7月9日,缪敏积劳成疾,在江西医院病房闭目。临终前,她让孩子把那副已锈成红褐色的脚镣带到墓地,放在丈夫棺侧。她对子女交代:“别让它再锁住别人,但要记住它锁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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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档案馆仍保存着一页泛黄的访客登记表,上面写着:1949年5月27日,缪敏,来访事由——医疗与防疫。字迹端正,用钢笔蘸蓝墨水写成。那一行字后面没有“已领取车辆”一项,空白整整齐齐,像她在市长室里那一次轻描淡写的拒绝,干脆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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