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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德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其对纳粹历史的深刻反省——从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下跪致歉,到全国范围内严禁使用纳粹标志与宣传,这个国家始终以高度自律的姿态践行着“永不重演”的庄严承诺。
然而近年来,一股令人警觉的社会暗流正在浮现: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持续攀升,针对犹太群体的仇恨事件不断增多,甚至一位掌握重要职权的联邦部长也公开表示,倘若极端势力掌权,她将毫不犹豫地移居海外。
这位发出警示的政治人物正是卡琳·普里恩,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联邦教育部长。为何一位身处权力核心的官员要用“移民”作为政治表态?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极右思潮对德国战后价值体系日益加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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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普里恩的深切忧虑,必须直面当前德国极右势力的真实发展态势。作为该阵营的核心代表,德国选择党(AfD)近年来的扩张速度远超预期,已从边缘小党逐步进入主流政治视野。
在2024年举行的多场州级选举中,该党于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等东部地区得票率突破两成大关,部分选区更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即便在传统上对极端思想较为抵制的西部联邦州,其民意支持亦呈现稳定增长趋势。
这一政治格局的演变,已在社会层面引发连锁反应。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2025年发布的《国内安全报告》,2024年度记录在案的反犹太主义案件高达2340起,较上年激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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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超过15%属于暴力性质袭击,不少犹太家庭开始重新评估自身安全状况,一些人已着手规划退路,为可能的迁离做准备。社会氛围的悄然变化,正侵蚀着战后建立的信任基础。
正是在此背景下,普里恩在接受《南德意志报》专访时所作的声明才显得格外沉重且具分量。她明确指出:若德国选择党在未来联邦大选中胜出并主导政府组建,她将选择离开祖国。
这一言论并非情绪化表达,而是源于她对极右意识形态本质的深刻洞察。她在采访中坦言,当前德国社会仍有不少人低估了极端政党的危险性,甚至将其视为“打破僵局的政治替代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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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之所以采取如此直接的方式发声,正是为了唤醒公众意识,打破这种麻痹心态。她坚信,在极端主义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纵容其蔓延的第一步。
身为基民盟成员,普里恩长期专注于教育政策改革与历史记忆传承工作。她始终坚持认为,德国的教育系统必须牢固坚守反对纳粹主义的基本立场。
一旦极右政党执掌政权,这套维系数十年的价值教育框架或将面临系统性重构的风险。事实上,德国选择党此前已多次公开质疑“对纳粹罪行过度反思”的必要性,并主张削减中小学课程中关于纳粹暴行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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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主张正是普里恩最为警惕的情景——她担心历史教育会被弱化甚至扭曲,从而导致年轻一代对过去的认知出现断层或偏差。
支撑她坚定立场的,不仅有理性判断,更有深植于家族血脉中的创伤记忆。她的双亲皆为纳粹迫害的幸存者:父亲一家原居柏林,1938年“水晶之夜”爆发后,为逃避盖世太保追捕,连夜逃往瑞士避难。
母亲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939年随家人辗转抵达英国,而留在奥地利的祖父母、叔叔及其他亲属,则全部死于集中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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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能否生存取决于是否及时逃离”的家族史,使普里恩自幼便对极权崛起的征兆异常敏感。她曾回忆,童年时常听母亲告诫:“永远不要轻信‘极端主义只是边缘声音’的说法,因为它往往在人们放松警惕时迅速扩散。”
因此,当目睹德国选择党以“限制移民”“恢复传统”等口号吸引选民,同时默许乃至鼓励排外与反犹言论时,她无法袖手旁观。对她而言,这不仅是政治路线之争,更是对家族苦难经历的漠视,是对德国战后伦理根基的挑战。
普里恩的表态迅速激起德国选择党的激烈回应,而这恰恰印证了她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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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巴登-符腾堡州副主席马丁·赫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建议普里恩“提前整理行李”,语气充满讥讽;众多支持者随即跟风留言,“祝你旅途愉快”“不必回头”等冷嘲热语充斥评论区。
面对此类反应,普里恩指出,这种戏谑式的沟通方式正是德国选择党的惯用策略——通过调侃掩盖极端立场,用所谓“幽默”消解公众戒备,进而使偏激观点逐渐被社会接受。
她进一步强调,此类话语模式已渗透至联邦议院的日常议事之中。例如,在2025年10月一场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中,一名选择党议员公然将犹太移民描述为“对德国文化构成潜在威胁”,尽管遭到多方抗议,却未受到党内任何实质性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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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里恩看来,这种“隐性的默许”比赤裸裸的仇恨言论更具破坏力,因为它让极端思想披上“正常化”的外衣,逐步瓦解社会的道德防线。
不少人提出疑问:作为德国首位犹太裔联邦教育部长,普里恩的政治取向是否完全由身份决定?
对此,她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她多次澄清,自己投身公共事务并非出于族裔标签,而是基于长达二十余年的教育专业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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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担任公立学校教师,到出任州级教育政策顾问,她主导推动了多项关键改革项目,包括“中小学历史认知教学优化方案”与“移民子女融合教育行动计划”,这些实绩构成了她进入政坛的核心资本。
但她也不回避个人背景的影响。2016年,在母亲反复劝说下,她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犹太身份。母亲当时告诉她:“公开不是为了标榜特殊,而是为了让公众知道,仍有犹太人在密切关注德国社会的每一次变动。”
如今回望,普里恩感慨母亲的远见:近年来反犹事件的频发证明,歧视与排斥从未真正消失。而她的身份,赋予她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成为预警者,提醒社会勿忘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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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恩的“移民声明”之所以在全国引发广泛讨论,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德国社会最深层的焦虑:如何在多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捍卫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价值共识?
过去七十余年,德国依靠对战争罪责的坦诚面对,重建国际形象,融入欧洲共同体,这套价值观不仅是国家认同的基石,也是无数受害家庭得以安心生活的心理依托。
而眼下,极右势力正试图动摇这一根基:他们一方面利用民众对移民问题的不满扩大票仓,另一方面系统性淡化对纳粹历史的批判性叙述。这种双重策略令许多人忧心忡忡,唯恐德国正滑向“选择性遗忘”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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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里恩来说,她的“移民承诺”绝非威胁,而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她希望通过自身的表态,促使更多人认清极右政党的真实面目,也让那些潜在的支持者三思而后行。
毕竟历史早已昭示:任何对极端主义的妥协与姑息,终将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正如她在采访尾声所说:“我深爱着德国,这里有我的事业、朋友和熟悉的一切。但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放弃了‘绝不重演悲剧’的底线,我只能选择离开。因为我的家族已经承受过一次被迫流亡的痛苦,我不愿让下一代再经历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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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而言,“不再让历史悲剧重演”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每一代人都必须以行动守护的庄严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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