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玉门关地望新探——基于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互证（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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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记载，结合年代测定、考古发现和遥感影像资料，通过空间分析，作者认为唐玉门关和墨离军驻地应在河西走廊西段的常乐故城，即今瓜州县“六工古城”遗址。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出入口的重要关卡，亦即北魏时期新开伊吾道的起首。唐代玉门关地处疏勒河和榆林河下游洪积冲积扇缘的古绿洲，地貌和水资源等地理环境因素是制约关城选址的基础条件，而政治、军事等人文地理因素则是决定玉门关时空变迁的关键。

关键词：玉门关；墨离军；“六工古城”；以地证史；丝绸之路；河西走廊

一、问题的提出

玉门关及其所在镇戍，是丝绸之路具有枢纽性功能、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关隘之一。因几经变迁，玉门关已成为一个“地域”概念或泛指某一地域空间。敦煌市西北90公里处的汉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玉门关与另一著名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汉代以后，玉门关东迁到今甘肃省敦煌市以东的瓜州县境内，这已成为考古、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但其迁置地望和具体遗址众说纷纭。

关于唐玉门关地理位置的最早推断，始于晚清陶保廉。他在《辛卯侍行记》卷5中，将唐玉门关的大致范围定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双塔堡遗址（陶保廉误认为瓜州治所晋昌县遗址）以东、窟窿河（略当今兔葫芦河）以西。受其影响，20世纪40年代，夏鼐、向达率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河西走廊进行考古调查，亦认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附近。1943年，劳干在其《两关遗址考》一文中，认为确定唐玉门关的位置，必须先明确唐瓜州地望所在。他指出瓜州只有苦峪城（即今甘肃省瓜州县锁阳城）相符，唐初玉门关应在其正北50里的破城子（地在今甘肃省瓜州县小宛）。自此而始，唐玉门关的地理位置和具体遗址在何处，一直是国内史学界和考古界非常关注并不断探索的热点问题。目前，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瓜州西北50里左右葫芦河上、马圈村、锁阳城、踏实古城诸说相继而起（表1），其中双塔堡说流布较广。本文认为，上述诸说并没有真正确定唐玉门关遗址，问题尚未得到完满解决，值得继续深入探讨。

二、隋玉门关的地理位置

关塞或关隘具有军事防御、内部治安以及关税征收等多种功能，在中国政治、军事与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建设多与交通网的形成同步。在唐玉门关地理位置研究中，隋玉门关的地理位置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问题。

（一）晋昌郡和宜禾县（常乐县）

河西走廊设置郡县之前，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只有少量的农业。《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后，多次“徙民以实之”，并“开田官”，大力推广农业，因而人口不断增加。汉武帝开发河西走廊后，为防止匈奴侵扰，遂“列四郡，居两关”。《汉书·西域传》记载“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为元封四年（前107），所置玉门关在敦煌西北，扼控丝绸之路的中、北道，西至盐泽（罗布泊），北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阳关（今甘肃敦煌南湖），对开发西域曾起过重要作用。《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七年（51）乃“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但到元初六年（119），仍有闭玉门关之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关、阳关，以绝其患。”因此，东汉之时，“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玉门关也随之或关或闭。

西晋时期，中原地区群雄角逐，人民流离失所，大批田亩荒芜，河西地区亦莫能外。及前凉张氏统治河西，走廊人口始得到增长，这主要是大规模徙民的结果。如西晋末年，中原和关中地区战乱不已，凉州相对稳定，一部分流民便避难奔往河西走廊。关于当时敦煌郡的移民屯田情况，《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由于人口增多，元康五年（295）从敦煌、酒泉两郡分治晋昌郡，《晋书·地理上》记载：“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通典》卷174瓜州条亦有记载：“苻坚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以中州人置广夏郡。后周因旧名置晋昌郡。”

根据上述典籍记载，可得到两条重要历史地理信息。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西段只有“晋昌郡”，而无“晋昌县”；二是由于未明确晋昌郡治所在，因此按“郡治首县”原则或叙述排列的次序（先近后远），可推测宜禾县（今甘肃省瓜州县六工古城）为晋昌郡郡治所在（图1）。顾祖禹即持此说，《读史方舆纪要》卷64记载：“宜禾城，在废瓜州东（西）北百二十里。汉广至县有昆仑障，为宜禾都尉治。后汉因之。三国魏析置宜禾县，属敦煌郡。晋因之。惠帝元康五年，改置晋昌郡。”

魏晋至南北朝期间，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除表现在旧道完善和交通网进一步形成上，更重要的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出现。一般认为，敦煌至伊吾的交通为“伊南道”，晋昌至伊吾为“伊东道”（因通过莫贺延八百里大戈壁，道路难走，故称“莫贺延碛道”）。关于“伊东道”或“莫贺延碛道”的出现和使用时间，即“伊吾路”的开辟，多以明帝永平十六年（73）为滥觞。但由于从东汉与匈奴争伊吾，到北魏与柔然争伊吾，其间五百年，伊吾路一直为北方少数民族所控扼，争战频仍，很难作为一条固定的中西交通要道，故未出现过以“伊吾”为名的道路。传世典籍出现以“伊吾”为名的道路，则是北魏收复伊吾以后的事。《北史·高昌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延昌中，以（麴）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献······自敦煌向其国，多沙碛，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此段记载说明“伊吾路”在北魏延昌年间（512—515）业已开通。

根据《隋书·薛世雄传》记载，“伊吾路”又称“玉门道”，早在大业六年（610）即已存在。因此，《隋书·高祖纪》仁寿四年（604）“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和《隋书·吐谷浑传》，“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所述“玉门关”及“玉门道”、“玉门”，无疑指东迁敦煌以东的隋玉门关及其所在镇戍。向达在《两关杂考》一文中指出：“此处玉门以西以及屯玉门、阳关诸语中之玉门，皆当指玉门关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东。而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以及玉门大护军营屯戍之所，亦当求之于唐代瓜州境内，而不尽如静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门关。玉门关之东徙，或者即在典午末叶，五凉鼎盛，伊吾路开通之际，亦未可知也。”另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常乐，汉广至县，属敦煌郡。魏分广至置宜禾县。李暠于此置凉兴郡。隋废，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镇为县。”由此可知，西凉之凉兴郡置于原曹魏宜禾县城，至隋唐改宜禾县为常乐县。《隋书·地理志》有类似记载：“敦煌郡旧置瓜州······常乐，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郡］。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

至此可得出宜禾县的建制沿革状况如下：曹魏在汉宜禾都尉基础上始设宜禾县，西晋元康五年（295）惠帝分设晋昌郡，宜禾可能首次立为郡治；凉武昭王元年（400）李暠分设凉兴郡，宜禾又归于凉兴郡治下，继续立为郡治；北魏明帝时于此设常乐郡，隋代改置为常乐县。由此说明，魏晋南北朝期间，宜禾（常乐）一直具备郡治的地理条件。解决了唐代之前晋昌郡（城）的地理位置这一关键问题，东晋至隋期间，玉门关的具体地望亦将迎刃而解。

（二）晋昌城和玉门关

关于东晋南北朝至隋代的玉门关，《晋书·吕光载记》曾记其地理位置：“（苻）坚闻光平西域，以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校尉，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宴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两万余头······及至玉门，（凉州刺史）梁熙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拒光于酒泉。”《晋书·苻丕载记》则说：“是时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坚凉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以子胤为鹰扬将军，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晋书》记述吕光东归事，既说“及至玉门”，又说“至于宜禾”，显然是指玉门关属宜禾县地，亦即当时的“晋昌城”所在。

隋开皇六年（586）“（东）突厥远遁”，而西突厥势力日盛，与吐谷浑一起控制着西域诸地，阻绝丝绸之路，切断了中亚、西域诸国与隋朝的联系，并不时侵扰隋西部边境。隋文帝在位时因致力于南北统一和应对北方边患，无暇西顾，故以安抚策略应对西突厥。隋炀帝即位后开始经营西域，以完成文帝“混一戎夏”的大业。隋炀帝采用黄门侍郎裴炬离间分裂突厥的建议，设法招抚西突厥处罗可汗，但处罗不应。隋炀帝遂又支持射匮反叛，败处罗可汗于罗漫山。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处罗孤立无援，只好内附。《隋书·西突厥传》记其事云：“（炀）帝将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炬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亲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从道路方位看，玉门关当在晋昌城处。

《隋书·地理志》对玉门关的地理位置记载最为明确：“常乐，后魏置常乐郡。后周并凉兴、大至、冥安、闰泉，合为凉兴县［郡］。开皇初郡废，改县为常乐。有关官。”《隋书·地理志》记载敦煌郡统辖敦煌、常乐、玉门三县（包括今玉门市以西的酒泉市范围），唯常乐一县“有关官”，无疑说明隋之玉门关在常乐县（宜禾县、晋昌城）。《隋书》为初唐魏征等奉敕所撰，组织严密，文笔简洁，超过唐修其他各史，因此较为可信。向达于此指出：“《隋书》亦云玉门关晋昌城，是自长安西去，必先至玉门关而后抵晋昌，与《元和志》所记合。”

这里需要说明，冥安县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置，至北周武帝合并于凉兴郡，始终称冥安县。晋元康中冥安“改属晋昌郡”，显然不能理解为在冥安建置晋昌郡，且“晋昌郡”和“冥安县”曾长期共存，直至北周武帝之时。后来的“晋昌县”是武德七年（624）设置（瓜州于是年自敦煌东迁晋昌县，今瓜州县锁阳城），此前一直属于常乐县管辖。既然隋唐以前无“晋昌县”之名，也就不存在隋朝及其前玉门关在“晋昌县”的可能。

三、传世典籍记载的唐玉门关地望

唐边塞诗中有大量涉及玉门关的诗句，其中描述“雪山意象”的诗句频繁出现，明显较汉代玉门关增多，即显示东迁后的玉门关地望更加接近祁连山的雪山。但唐边塞诗中对玉门关意象的描述大多为“泛指”，对其地理位置的指示意义并不明确。对玉门关的描述具有“实指”意义的，应首推出于自身体验的岑参。诗人首次安西之行后，于天宝九年（750）东返长安路经玉门关，著有《玉关寄长安李主薄》，其中“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一句，说明是年除夕诗人正在玉门关。之后的《题苜蓿烽寄家人》又说“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边泪沾巾”，此处的“立春”上接“岁除”，下接“暮春”（《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时当为天宝十年春天。天宝九年冬至在农历十一月十五日（750年12月21日），立春恰在十年正月初一（751年2月4日）。因此，诗中的“苜蓿烽”和“葫芦河”无疑应在唐玉门关附近，唐玉门关与葫芦河的位置关系遂成为探讨玉门关地望的一个焦点问题。换言之，确定葫芦河与现代河流的对应关系，从而有助于推断唐玉门关与现存古城遗址的关系。至于苜蓿烽具体位置何在，因今天瓜州县属于唐代的烽燧遗址达数十个之多，在无考古资料实证的情况下已难以确指。

不少学者认为，岑诗中的“葫芦河”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所载玉门关附近的“瓠炉河”：“乃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时刺史独孤达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法师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炉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闻之愁愦······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胡椒树丛。胡人乃斩木为桥，布草填沙，驱马而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无疑是定位唐玉门关的宝贵资料。按理说，这段文字原本是非常容易解读的，但因陶保廉先入为主地将玉门关定在双塔堡，致使不少学者误以疏勒河或双塔堡窟窿河为“葫芦河”。“疏勒”蒙古语意为多水之意，今疏勒河古名“籍端水”、“冥水”，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水系的第二大河。《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条说：“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疏勒河水系主要由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北坡的白杨河、石油河、昌马河、踏实河、党河和安南坝河等支流组成。其主流发源于祁连山最高峰（团结峰）所在的疏勒南山与托来南山大纵谷间的疏勒脑，西北流经沼泽地，穿大雪山——托来南山间河谷，至花儿地折向北流经托来南山，将山地侵蚀成数百米深的峡谷，流入昌马盆地，称昌马河。干流出昌马峡继续北流后转向东北，穿越巨大的昌马洪积、冲积扇东缘，过玉门镇，称疏勒河。疏勒河出昌马峡至走廊平地河道呈放射状向北分流于大坝冲积扇面，河水大量渗漏，成为潜流（疑为“冥水”得名原因），至冲积扇前缘出露形成10道泉水河。主流经黄闸湾转向西流，至双塔堡水库以下为下游，由于灌溉、蒸发、下渗而水量骤减。再经今瓜州县城和西湖一带，至八道桥纳党河注入哈拉诺尔（黑海子、榆林泉），尾闾消失于湖泽滩地。今双塔堡一带的疏勒河河谷宽近1公里，海拔高度约1305米，坡度平缓，水流缓慢，河床下切不深。既与“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测”的河谷地貌态势不一致，也与“去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傍有梧桐树丛”的记载不相吻合。

玄奘前往的伊州本在唐常乐县西北，就驿道取向来说，玉门关当在瓜州城西北为是。而双塔堡则在瓜州城东北方向，一则方位不合；二则里程不合（直线距离约35公里，折合唐里为80里）；三则地理环境不宜（恰在唐代冥水汇聚的“大泽”中）；四则迄今未见确切的汉唐遗存考古报道。阎文儒20世纪40年代到此做考古调查，除见到清雍正六年（1728）新筑的双塔堡城之外，未发现古城及古墓葬群遗址。向达亦曾指出：“唯今双塔堡、乱山子一带仅余古烽墩二，其他遗迹悉化云烟，关址所在，疑莫能决。”严耕望则引用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原编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开元以来续修）所载之“苦水”，指出“‘苦’为‘瓠庐’之合音。水在城北十余里，然关固可在城北之较下流，慈恩传云州北五十里，亦不能看得太死”。

笔者曾多次在踏实盆地和疏勒河昌马洪积扇考察，发现锁阳城东北桥子村一带的南坝河等泉水河，既不“深”也不“急”，与葫芦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的描述大异其趣。从宏观态势和地貌特征看，认为葫芦河应是今芦草河及其上游左源榆林河（山水河）。今芦草河右源，实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所载之“苦水”：“苦水右源出瓜州东北十五里，名卤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二十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号为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界故鱼泉驿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乐山，又北流至沙州街亭驿南，即向西北流······散入沙卤。”芦草河右源为“卤涧水”，其源头乃是众泉出露地带，为疏勒河及都河（自昌马口引疏勒河水向西北抵瓜州城的人工干渠）渗漏入地二次露头之水，水量有限。在截山子南麓，与自南北流的榆林河汇合后西南流成为芦草河。榆林河因蘑菇台以上河谷中多榆树而得名，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关城榆叶早疏黄，日暮云沙古战场”的诗句，颇能指代当地的自然景观。“梧桐”即“胡杨”，在今榆林河谷中下游仍可寻见，在踏实绿洲仍有“梧桐树”之地名。榆林河因切穿祁连山余脉（古老基岩）多条，形成峡谷和盆地相间的串珠状地形，或呈一束一放的葫芦状。实地考察所见，榆林河中上游主要为深切曲流或峡谷，最窄处仅三至五米，峡谷段至少可见到三级河流基座阶地。榆林河自榆林窟北流穿行于砾石峡谷中，至蘑菇台入南截山峡谷，出下洞子峡口而入踏实盆地。再北流经踏实古城一带，与东来的南、北桥子泉水汇流成黄水沟（苦水），沿截山子南麓西流出芦草沟峡，入百旗堡滩（六工古城一带古绿洲）。至此河道全长约180公里，流域面积5494平方公里。榆林河出下洞子峡口后，形成东到槽子沿，西至老师兔的第二级洪积冲积扇，踏实古城（汉广至县）即建在扇缘泉水溢出带之细土平原上。

根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探讨玉门关地理位置，不仅需要明确葫芦河与现代河流的空间关系，同时还要确定玄奘在瓜州的出发地与有关佛寺的相对位置。因为在丝绸之路通过的关隘附近，开凿修建石窟寺庙，是一个重要特点。查诸地方文献可知，在锁阳城附近有多达8处寺庙，但可能是玄奘驻锡之所、北（西）行起点的仅有两处。一般论者据此记载，多将玄奘自瓜州西行起点“所停寺”比定为锁阳城东二里许之“塔尔寺”，颇为不妥。以“塔尔寺”的建筑特征、出土物等分析，其当属西夏至元代的建筑遗迹。特别是《瓜州锁阳城遗址》一书所附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试结果更是明证：“塔尔寺遗址，送测样品3件，经过测试，样品树轮校正后年代在公元1020—1410年之间，误差为±25年，历史年代为北宋、西夏、元、明。”既然塔尔寺为西夏或元朝时所建造，其时间较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取经的时代相去甚远。假设“塔尔寺”为重修，虽寺院周围地面散落夹砂水波纹白陶片、素面灰陶片、褐釉瓷碗片等遗物，却不能作为其为唐初所建的断代依据。倒是《重修肃州新志·柳沟卫册·古迹》记载在塔尔寺基有出土的唐朝断碑，虽字画剥落，仍可大略考文如下：“大中时，张议潮复河湟，归唐授爵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抵。”可见其原为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的纪功碑，与所谓的“开元寺”是否存在于此，完全无涉。

如果玄奘是从“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的佛寺出发，当时非榆林窟莫属。榆林窟位于今瓜州县城东南75公里处踏实河（榆林河）两岸的崖壁之上，始建于北魏，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都有建造。现有洞窟41个，存壁画5000多平方米，彩塑100多身。其西夏、元代洞窟中的内容可补莫高窟之不足，故被学术界作为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依水而建，临近丝绸古道，亦是靠近边关的大型石窟群。如果从榆林窟起算，“北行五十里”则略当踏实古城一带。这里需要说明，玄奘自瓜州西行或从某佛寺西北行“五十余里有葫芦河”，并不是说玉门关一定在此，毕竟是“或有报云”，不可尽信。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不同于亲身前往西域者的旅行记录，乃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逝世后，慧立为了彰显其师功业所撰，未必按照行程路线来编排。其编撰隐现的曲折过程颇多疑问，不能排除有后人加工改写之文，如“虑有遗缺，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等。由于成书时距贞观三年（629）已近40年之久，故其所述“玄奘之路”的方向、里程缺少信史应有的公信力，况且孤证难为确据，不宜作为确定玉门关地望（如“双塔堡说”、“马圈村说”）的实证或主证。

唐玉门关的定位，具有较大参考价值的应属传世典籍、出土文书和考古资料等，且考古证据优于传世文献。《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下》瓜州条对玉门关地望有如下记载：“瓜州，晋昌。下府。开元户。本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今州即酒泉、敦煌二郡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三年罢郡，置瓜州。按隋瓜州，即今沙州也。大业三年改瓜州为敦煌郡，武德五年改瓜州（为沙州），别于晋昌置瓜州······管县二，晋昌，常乐。晋昌县，中下。郭下。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周武帝省入凉兴郡。隋开皇四年改为常乐县，属瓜州，武德七年为晋昌县······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合河戍，在县东北八十里，在州西二百步。盖神龙元年置也。常乐县，中下。东至州一百一十五里。”《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为李吉甫所撰。该书以《贞观十三年大薄》所制全国行政区划为准，载事以府、州为单位，均叙户口、沿革、境界、四至八到、贡赋，再分叙辖县建置、州府里程、山川、河流、城邑、名胜古迹、历代大事等，凡垦田、水利设施、工矿盐业、军事设施、兵马配备、关亭障塞，无不详及。《元和郡县图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理总志，它的体例是正史地理志的简括扩充，为后来的《太平寰宇记》等书开创了先例，被认为是最可依据的一部总志，历来备受推崇。所以，《元和郡县图志》对于玉门关的定位广为流布，并围绕“玉门关，在县东二十步”的记载出现多种版本的解读。此处的“县”至为关键，考虑到唐代以前根本没有“晋昌县”一说，并结合《隋书·地理志》仅常乐县有“关官”的记载，足可推定玉门关不在唐“晋昌县”。因为“晋昌县”是武德七年（624）开始设置的，此前一直属于常乐县管辖。这里存在前后混排的可能性极大，正如“合河戍，在（晋昌）县东北八十里，在州（驻地晋昌县）西二百步”的矛盾记载一样，将常乐县之“玉门关”放在“晋昌县”条下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记载。由于《元和郡县图志》与《隋书·地理志》等文献对玉门关地望的记载不一致，导致学者对“县东二十步”之解读歧义百出，或引作“二十里”，或云“不确切”，或疑“有讹误”，或言“晋昌郡和晋昌县的治所并不在一地”、“两个瓜州城”，可谓见仁见智。

关于玉门关设置在常乐县的看法，可根据两唐书记载的“瓜州之战”获得佐证。《旧唐书·王君传》记载：“（开元十六年？）其冬，吐蕃寇陷瓜州，执刺史仁献及君父寿，杀掠人户，并取军资及仓粮。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仍纵僧徒使归凉州，谓君曰：‘将军常欲以忠勇报国，今日何不一战？’君闻父被执，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吐蕃之寇瓜州，分遣副将莽布支攻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将悉诺逻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数日不陷。贼中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谓师顺曰：‘瓜州已破，吐蕃尽众来此，岂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众。’师顺答曰：‘汉法，降贼者九族戮，吾受国官爵，只可以拒寇，岂得背恩降贼。’悉诺逻知师顺不降，又攻城八日，复令前使谓师顺曰：‘明府既不肯降，吾众欲还，城中岂无财物以相赠耶？’师顺请脱士卒衣裳为赂。悉诺逻知城中无财帛，夜烧死人，收营而去，引众毁瓜州城。师顺遂开门收器械，更修守备。吐蕃果使精骑回袭，而巡城知有备，始去。”对于此次“瓜州之战”，《新唐书·王君传》还记载：“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乐，令贾师顺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诺逻并兵攻之。”《旧唐书·吐蕃传》记其事：“（开元十五年）九月，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之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又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县令贾师顺婴城固守，凡八十日，贼遂引退。”《新唐书·吐蕃上》有相同记载：“未几，悉诺逻恭禄、烛龙莽布入陷瓜州，毁其城，执刺史田元献及君父，遂攻玉门军，围常乐，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护赵颐贞击却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大事纪年”，也有“及至兔年（开元十五年）”、“攻陷瓜州晋昌”的记载。“玉门军”远在瓜州东南三百里处，与在瓜州西约一百一十里的常乐方向相反。如分兵两路向东进攻玉门军，既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实际上也与“进攻玉门军及常乐县”、“又尽引其众乘势以攻之”、“并兵攻之”和“遂攻玉门军，围常乐”的记载相矛盾。因此，这里的“玉门军”疑为“玉门关”或“玉门关墨离军”之误，这可能是由于前人对玉门关的迁徙和地望认识模糊，误以为驻军酒泉郡玉门县的玉门军使然。

此次“瓜州之战”，还见于敦煌文书P.2555《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的记载：“去开元十有五载，悉诺逻不恭王违天背盟，暴振干戈，横行大漠，陷瓜州黎庶，聚土积薪，灌玉门军城，决山喷浪、自以为军戎大壮，扰攘边陲，为害兹深，已六七年矣。”该文书为唐宝应元年（762）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代作的答吐蕃大将尚赞摩的书函，文中对吐蕃这次进攻的规模之大和来势之猛描绘得十分具体。对其进攻路线，如依据“回寇安西”之说疑似从西向东，李宗俊则认为是直接穿越祁连山等山脉进入瓜、肃二州的“玉门军道”（一说“间道”，具体不详），朱悦梅认为是从祁连山沿疏勒河河谷直接进入河西走廊瓜州地界。由于史料不足，这些认识还需进一步厘清。但无论如何，均不存在吐蕃陷瓜州后分兵东向进攻玉门军的合理性。况且关于“玉门军”的设置时代，疑点颇多。如《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石道下》凉州条云：“玉门军，肃州西二百余里。武德中杨恭仁置。管兵千人，实三百人，马六百匹。东去理所一千一百余里。”而肃州条又云：“玉门军，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两相抵牾，莫衷一是。

作者：王乃昂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贺雨婷

校对：汪鸿琴

审订：江 桐

责编：宋柄燃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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