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计算机出现，究竟改变了什么？我的母亲是计算机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 讲席教授 刘永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初版于2005年，今年由陈静教授译为中文出版，已经成为电子传播领域的经典。成为经典最明显的证据，便是书中的许多观点现在已被该领域很多人所默认。换句话说，2025年读来并不觉得有新的东西，是因为时间过去了20年。

总的来说，这本书所关注的问题，即为标题所示：

这本书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是，支撑计算制度的“新科学”如何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即置身于世界中而非原理世界，成为共同创造者而非支配者，成为连接“我们所创造的”和“（我们认为）我们所是”的复杂动态关系的参与者，意味着什么。

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海尔斯是从文艺理论的视角思考的，故而《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是一本文论著作。它以电子文本性为契约点，即思考电子文本与传统文本有什么差别，进而试图扩展到AI与人的关系的一般哲学思考。

然而，优秀文论著作基本上是“文网”，即它借助别人的文艺作品、哲学文本、科学文本等阐发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文本往往又是对之前文本的讨论，于是太多的文本容易让人迷失。显然，为了读《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把涉及的书都看了，没有什么必要。

再一个问题是，文论的文学性太强，想象力太过丰富。它们说话跟讲故事差不多，不太注意逻辑和论证，常常借助各种鲜明的比喻和意象来增加冲击力。而且，它们说话爱“造”很多新的概念、术语，但往往又不加准确界定。读文论的书，很难从“概念网”来提纲挈领地把握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

当代文论家受到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主体主义、后人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反对有什么普遍一致的作者，反对存在客观的文本愿意，反对人是唯一可能的作者，反对哲学文本、文学文本、科学文本等各种文本之间的边界。在人与文本/媒介的关系上，主张媒介对人的建构或互动，反对主体对媒介的决定性作用。

当海尔斯解读信息、AI、数字生命、控制论等这些科学性的东西时，感觉我看过的东西和她不是同样的东西，至少她脑补出很多新东西。换言之，她对科学的理解是想象性的、文字性的。在她看来，科学和小说差不多，类似于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总之，这些特点让人读文论、读海尔斯非常吃力。如果再加上翻译的问题，以及此书是一些论文“拼缝”——逻辑性、整体性有欠缺，要完全搞清楚她在说什么几乎不可能。

之前读海尔斯之前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也是如此。这里插一句，那本书中译本将作者名字翻译为“海勒”，不是有人提醒我，我还以为是两个作者。

有意思的是，这样令人费解的写作方式，却使得文论、文化研究在当代思想中极具创造力，对包括当代哲学在内的诸多人类思想产生关键性影响。尤其在法国哲学中表现明显，当代法国哲学的文学性非常突出。我的意思是，很多的创造是在误读、烂读中产生的。或者说《我的母亲是计算机》只是一个刺激物，刺激你产生新的想法，它就是一部好作品。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结构看起来很清楚，从文本的制作、存储和传输——这是信息运动三大环节——3个方面分解问题，进而深化讨论。

第一部分“制作语言与代码”讨论文本制作方面，电子内容与印刷内容有什么差别。前者是代码编程，后者是语言生产，存在很多的差别。比如，代码是述行力量，让机器去执行，代码具有某种等级、层次和权限；而语言是理解或解释力量，作用于人/读者，促使人做事，语言等级来自于外界赋予，而非内生设置。

第二部分“存储印刷品与电子文本”讨论文本存储方面，印刷品与电子文本有什么差别。这里海尔斯提出“电子文本性”的概念，即印刷品具有文本性，而电子文本具有电子文本性，两者是不同的。比如，电子文本性强调文本的物质性即载体的作用，而不仅仅由文本内容主导。海尔斯也称之为“文本具身性”。比如，电子文本更像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对象。再比如，电子文本像是“装配体”，可以不断拼凑。

进一步地，按照海尔斯的想法，印刷文本与电子文本有本质不同，那么印刷品变成电子品就不仅仅是形式的转变，而是她所谓的“媒介翻译”。

按照海尔斯的思路，AI生成文本与电子文本也有巨大差别。不过，2005年生成式AI还没有大火，她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在电子文本中，她强调载体的作用，削弱作者的位置。在生成式AI中，已经没有明确的人类作者了，或者说整个人类都是作者。

最近，华东师大征集AI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引发巨大争议，与类似争论相关。在我看来，文学这些虚构性的东西，AI似乎可以署名，但以客观性、创新性为基础的论文中AI不能署名。或者说，AI搞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没有创造性，只不过是对既有东西的总结。关键问题是，现在很多论文也就是这个水平。还有一个问题：学生用AI写论文，得不到学术训练。

第三部分“传输模拟与数字”讨论模拟信号传输与数字信号传输对世界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这一部分明显地在过度诠释，都是海尔斯在两者的差别基础上的详细。

仿真又称为模拟，利用模型复现原型系统中发生的本质过程，并通过对系统模型的实验来研究存在的或设计中的系统。模型既有物理的，也有数学的，也有计算机的；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既有连续的，也有离散的。

仿真的重要工具是计算机。仿真与数值计算、求解方法的区别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实验技术。从根本上说，计算机模型也是对原型的模拟，属于数学模型的特殊形式，以二进制为基础。

海尔斯似乎并不太搞清楚这些科学内容。第三部分主要以几个文艺作品讨论三个问题：1）人类与机器尤其是计算机的相互作用；2）数字生命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的关系；3）计算宇宙对模拟宇宙的影响。这部分内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赛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相互作用。

海尔斯想强调的是，计算宇宙、计算机、电子文本和模拟宇宙、人类、印刷品是平等的，相互作用的，而不是被后者决定的，从属于后者的。

关于数字生命，海尔斯没有任何证明，就说它是数字主体，而人类是模拟主体。所谓主体，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种主流观念。你可以把任何东西当成主体，但绝大多数人可能不赞同。换言之，数字生命是不是主体，在于大多数人如此认为，而不是你证明如何，你的证明只是说服更多人。海尔斯没搞清楚，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她还区分数字主体与模拟主体的区别：

总结一下：模拟主体意味着一种内在性的深度模型：内部和表面之间的相似性关系确保了内部深处的意义，以及由印刷文化的模拟技术所体现和构想的那种心灵/灵魂的对应关系。数字主体意味着一种涌现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通过分层编码等级与简单的基本规则相关联，还意味着一种产生出涌现属性的碎片化和重组的动态过程，以及由计算文化的数字技术所体现和构陷的表面与内在的脱节。

不仅有区别，而是数字主体与模拟主体紧密交织在一起：“‘我们所创造的’和‘（我们认为）我们所是’紧密相连”。于是，在纠缠中边界消失了：“‘纠缠’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各种边界已经对所谓的他者变得可渗透。”

我们看到，该书许多想法现在已经被接受了，包括人与机器的融合成为后人类等。其中，我特别赞同她说的：计算机对人的影响深入到人的身体、认知、文化和文明的深处。大家知道，这就是我最关心的问题：AI时代人的机器化。

最后，《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我对计算宇宙观问题也很有兴趣。所谓计算宇宙观，即有些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套巨大的计算机，或者某台计算机上运行的程序。

海尔斯对这种观点很着迷。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好新奇的。在人类的想象中，宇宙可以是任何东西。在牛顿时代，很多人说宇宙是一架机器，上帝是钟表匠。在超天文学中，很多人觉得宇宙像是生物组织，星团像是一个个细胞，或者整个宇宙就是佛祖身上的一个细胞。在基督教时代，宇宙是上帝之言或上帝之书，上帝说要有光才有光。还有科幻迷说，人类宇宙是更高级的智慧存在的实验室。

计算宇宙的想法，在科幻作品中也有，比如《银河系漫游指南》《异次元骇客》《黑客帝国》。进一步而言，宇宙是计算的或者是模拟的，要害是它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

海尔斯说：“我们在人类尺度上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拟的”，本质上意思是人们以为世界是模拟的，而不是“世界是模拟的”或“我们感知的世界是模拟的”。也就是说，计算宇宙或连续宇宙是一种人类观念，而不是世界如何的问题。按照量子世界观，宇宙就是离散的，只不过现在人们普遍还是接受经典世界观而非模拟世界观。

宇宙只有一个宇宙。从传统力学看到连续宇宙，从量子力学看到离散宇宙。实际上，牛顿力学假设不可再分的原子存在，不能简单说它认为物质是连续的。

从科学上，模拟与数字的区别指的是两种信号的差别。模拟信号主要是与离散的数字信号相对的连续的信号，模拟信号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如气温的变化，而数字信号是人为的抽象出来的在幅度取值上不连续的信号。数字信号是在模拟信号的基础上经过采样、量化和编码而形成的。具体地说，采样就是把输入的模拟信号按适当的时间间隔得到各个时刻的样本值。量化是把经采样测得的各个时刻的值用二进码制来表示，编码则是把量化生成的二进制数排列在一起形成顺序脉冲序列。

我的意思说，海尔斯说“人类认知是模拟的”，这句话就是一个隐喻，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人的眼睛看东西，要持续一定间隔才能“看”到，一个东西闪过太快人是看不到的。这是不是人的视觉也是间隔取样的，是离散的呢？

不管海尔斯有没有说清楚，我倒是觉得《我的母亲是计算机》很具有启发性，值得仔细读读。最后插一句，My Mother was A Computer直译是“我的母亲是计算员”，最早的computer是人而且多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