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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水木网络法学
作者 | 星辉
一
理想的起点:法学院的光与梦的折射
对许多青年法律人而言,职业生涯的起点往往是法学院的一间教室。
他们在法理课上第一次听到“正义”“程序”“权利”这些词时,心中燃起一种模糊而坚定的信念:法律,是理性的象征,是社会秩序的底线,是改变不公的武器。
几乎每个走上法律道路的年轻人,都曾在大学课堂上被一种崇高的信念点燃——法律,是维护公正的最后防线;法律人,是在法庭上捍卫正义的人。那种信念让人热血,也让人自信:相信凭借逻辑与勇气,便能在现实中撕开一道光。
那时候,或许,他们读波斯纳的经济分析,读哈特、德沃金的法哲学,也读陈瑞华、贺老师的法治论著。他们相信——法治是光,而法律人是那束光的守护者。
然而,走出校园,进入律所的那一刻,理想开始被现实稀释。年轻法律人的工作内容,远非他们想象中的辩论与伸张正义。更多时候,他们被派去做无休止的检索、文书修改、盖章、跑立案大厅。法律条文依旧神圣,但他们在加班的灯光下,却开始怀疑:这份职业究竟属于理性、还是属于耐力?
他们在“助理”与“办案人”之间摇摆,在“学习”与“劳务”之间模糊。理想被压缩进工作表格里,正义感被隐藏在“客户满意度”之后。原本想“用法律改变世界”,却逐渐发现——是世界改变了他们看待法律的方式。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在入职之初便被清楚地测量出来。而这种落差,也成为青年法律人职业困惑的起点。
二
现实的重压:律所不是象牙塔
“法律人”这个职业,在外人眼中似乎光鲜自由。但青年法律人最早体验到的“自由”,往往是“无底薪、无社保、无节假日”的自由。
在大所,他们是庞大机器的一个齿轮。日夜处理尽职调查报告、合同审查、上百页的法律意见书。加班不是例外,而是常态。客户的需求、合伙人的压力、时间的紧迫,使他们几乎没有私人生活。在中小所,他们又成为“小型个体户”,案源全靠自己开拓,收入极度不稳定。
当代法律人行业的“去保障化”与“去情感化”,让青年法律人在心理和物质上都处于脆弱的边缘。
更残酷的是,他们在实践中很快意识到:在法律职业中,理想无法直接换取生存。案件不是根据“正义”分配,而是根据“资源”“关系”“名气”“市场”。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青年法律人的专业信仰往往被迫让位于现实逻辑。
青年法律人的困惑,不在于赚钱本身,而在于赚钱的方式与信念的冲突。他们被教育要“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却在某些案件中发现“合法”与“合理”并不重叠,甚至常被迫在灰色地带游走;他们被告诫要忠诚于客户,却常感到自己的伦理判断被消音,也不得不在权力与市场的夹缝中学习妥协。
于是,一个深刻的矛盾悄然形成:青年法律人必须在“职业伦理”与“市场逻辑”之间自我撕裂。这之间的落差,让许多人在内心反复挣扎。
三
结构的限制:法律人的工具化与理想的异化
法律人职业的训练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塑造。
从法学院起,青年法律人就被要求“以理性取代感情”,以逻辑分析取代直觉判断。这种理性思维确实是专业的基石,但它也有副作用——让人逐渐远离人性本身。
当他们开始办理离婚案、劳动争议案、刑事辩护案,他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案情”,而是一张张复杂的命运之网。但在职业要求下,他们必须压抑共情,保持中立,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切割”。这种长期的压抑,让许多青年法律人陷入“职业麻木”:他们可以高效地起草合同,却逐渐忘记合同背后的生命处境;他们能熟练援引法条,却越来越难回答“为什么而辩护”。
职业理性若失去价值理性,就会异化为纯粹的技术劳动。许多青年法律人由此产生深刻的空虚感——他们的专业技能日益精进,收入也许增加了,但内心的信念却在消退。他们开始怀疑:“我所捍卫的,是正义,还是仅仅维持体制的正常运转?”
法律人被训练成理性、克制、逻辑化的“工具人”。但面对一个哭泣的当事人、一段破碎的婚姻、一桩命运式的刑案,他们又不得不成为“情感人”。青年法律人尤其容易陷入这种矛盾:既希望被看作专业的法律人,又无法对人的痛苦彻底冷漠。
他们在法律与人性之间寻找平衡,却往往两头都不讨好。太理性,显得冷漠;太共情,又容易被情绪拖入泥潭。而在法庭之外,他们仍要应对上级的压力、客户的不信任、同行的竞争—— 职业的磨练,逐渐演变为心理的疲惫。
四
倦怠与怀疑:当“正义感”成为稀缺资源
在职业初期,或许,青年法律人最常经历的两种情绪是:疲惫与怀疑。
疲惫来自高压的工作节奏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服务业的竞争极其激烈,客户要求苛刻,同事关系微妙。青年法律人既要懂法律,又要懂市场、懂沟通、懂情绪管理。在这样的环境中,许多人被迫成长,也有人悄然崩溃。
怀疑则更为隐秘。他们发现,自己不再像初入职时那样相信法律的力量。案件的走向往往取决于证据之外的力量——权力、人情、利益的暗流。他们看过无辜者的无奈、权势者的逍遥,也看过制度的钝化与迟缓。法律在他们眼中,不再是神圣的秩序,而是一张精致却脆弱的网。
这种怀疑,不只是对职业的厌倦,更是对信仰的震荡。当代青年法律人的困惑,其实是法律职业整体的镜像。他们看到制度的局限,也感受到时代的焦虑。有的青年法律人因此转行——去企业、去研究、去写作;有的则选择继续坚持——但他们的坚持,不再是浪漫的正义梦,而是一种冷静的道德自觉。
有人选择转向公益、研究或教育,用另一种方式延续法律的价值;有人留在行业内部,在一个个案件中坚守底线,用微小的改变抵抗麻木。他们的选择不同,但共同的核心是:不让专业异化为冷漠,不让现实吞没理想。
真正成熟的法律人,或许不是不再困惑的人,而是在困惑中仍能保持方向的人。那种“清醒地工作、温柔地坚持”的状态,才是法律职业最深的修养。
五
出路与重建:从“职业成功”到“自我定义”
青年法律人的出路,或许不在“逃离”,而在“重建”。重建的是一种更广义的职业意义。
首先,他们需要重新认识“成功”。在法律人行业,成功往往被狭义地定义为“收入”“客户量”“头衔”。但若仅以此衡量,困惑永远无法解除。真正的成熟,是学会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在一个个案件中寻找成长的痕迹,在一次次辩论中磨砺判断力,在一次次妥协中守住底线。
其次,他们需要重拾“人”的维度。法律的使命,最终是为了人。青年法律人若能在技术之外保留共情,在理性之外保留柔软,那么他们在这个职业中将不会彻底迷失。他们也许无法改变制度,但可以在微观处修补它——为一个普通工人争取补偿、为一个被忽视的被告发声、为一段破裂的家庭争取体面。这些微小的努力,汇聚起来,才是法律职业真正的尊严。
最后,他们需要在职业之外建立自我认同。法律人只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写作、教学、公益、艺术、研究——这些领域的涉入,能让他们重新呼吸。当一个人不再完全依附职业获得意义时,职业困惑便不再是终局。
六
困惑,是一种清醒的力量
青年法律人的困惑,既来自外部的行业结构,也来自内部的信念震荡。但这份困惑,不是失败,而是清醒的标志,也是思考的开始。困惑,说明他们尚未被体制完全同化,说明他们仍然在追问“法律为何而存在”。在这个越来越市场化、工具化的时代,仍有人愿意困惑,愿意思考,愿意在不完美中坚持专业的尊严,这本身就是难得的勇气。
或许,青年法律人的命运注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摆荡。但正是这种摆荡,构成了他们的成长。当他们学会在规则中保持独立,在生存中保留良知,在理性中不忘温度,他们就完成了从“法律的执行者”到“法律精神的承载者”的转变。
在一个强调效率与结果的时代,愿每个青年法律人都能在忙碌的案件堆中,仍然记得当初选择法律的理由。因为,只有记得那份理由,困惑才不会变成幻灭。愿每个青年法律人,都能在长夜与疲惫中,也仍然记得当初选择法律的理由。因为,那份理由——哪怕只剩微光——依然足以照亮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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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睿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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