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轨8年，患癌后被小三抛弃，他求妻子别离婚照顾他

“求你了，静姝，别跟我离婚。看在咱们女儿思悦的份上，你就发发善心，照顾我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吧。”

周建斌，这个有八年时间都没拿正眼瞧过我的男人，此刻正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我面前。他瘦得像根干柴，两颊深陷，脸色蜡黄，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甩给我离婚协议书时的意气风发。他那双枯瘦的手死死拽着我的裤腿，仿佛那是能救他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低头看着他，心里头平静得像一口古井，连一丝涟漪都没有。只觉得眼前这一幕，真是又荒唐又可笑。八年了，他终于知道回家了，却是以这种方式。

那年，我们的女儿思悦正准备中考，家里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陪她复习到深夜。而周建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开始，他说是公司忙，要加班，要应酬。我信了，还炖了汤送到他公司，结果被保安拦在门外，说周总早就下班了。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我没哭也没闹，只是开始留心。没过多久，我就在他换下的衬衫领口上，发现了一根不属于我的长头发，上面还带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那味道，甜得发腻，闻着就让人头晕。

我拿着那根头发去找他，他正坐在沙发上，不耐烦地看着手机。看到我手里的东西，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冷地吐出两个字：“你想多了。”

我没有再追问，因为我知道，男人的心一旦飞了，你再怎么拽也拽不回来。更何况，女儿马上就要中考，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家给拆了。我忍了。

从那天起，我们这个家就变成了他和我的“两居室”。他在主卧，我在次卧，中间隔着一条走廊，也隔着一颗已经被伤透了的心。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夜不归宿，给我的生活费也从每月五千，变成三千，最后干脆看他心情给。

我问他钱都花哪儿了，他嫌我烦，说：“一个家庭主妇，你管那么多干嘛？给你钱花就不错了！”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女儿思悦很争气，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开家长会那天，别家都是父母一起来，只有我一个人。老师当着所有家长的面夸思悦成绩好，懂事。我坐在下面，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一半是为女儿骄傲，一半是为自己心酸。

这八年里，周建斌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都像是住旅馆，换身衣服就走。家里的灯泡坏了，水管漏了，他一概不管。我一个人踩着凳子换灯泡，一个人拿着扳手修水管，慢慢地，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分男女的汉子。

我不是没想过离婚。可看看女儿，再看看我自己，快四十岁的女人，没正经工作，离了婚我能去哪儿？我怕了，也退缩了。我想，就这样熬吧，等女儿上了大学，我就跟他离。

邻居王阿姨看不下去，不止一次拉着我的手说：“静姝啊，你就是太老实了！这种男人，你还留着他过年啊？你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啊！”

我只是苦笑。怎么打算？我手里那点兼职的钱，只够我们娘俩的日常开销。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一个能让我带着女儿，有尊严地离开的时机。

没想到，这个时机，是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到来的。

我当时正在菜市场买菜，手里还拎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那条鱼在我手里拼命地蹦跶，我却感觉不到一点力气。

等我回过神来，第一反应是，那个女人呢？

他哥哥叹了口气，说：“别提了。那个姓张的女人，一听说建斌得了这病，要花大钱治，卷着建斌给她的钱和房子，跑了！手机关机，人都找不到了！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然后，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他被他哥哥送回了这个他八年没正经回过的家。他跪在我面前，求我别离婚，求我照顾他。

我看着他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心里没有恨，也没有爱，只剩下一片荒芜。我扶都没扶他，只是淡淡地说：“起来吧。婚，我不离。但我有条件。”

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把他名下所有剩下的财产，包括这套老房子，还有他那点可怜的存款，全部做财产公证，写明未来都由女儿思悦继承。第二，治疗期间，他必须完全配合我，我说什么，他做什么。

就这样，我成了他的“保姆”。我把他安置在那个常年空着的小书房里，那里有一张单人床。我每天准时给他做三顿饭，都是按照医生的嘱咐做的，少油少盐，清淡得像白水。我按时提醒他吃药，带他去医院化疗。我做得尽心尽力，比任何一个护工都要专业。

我从不跟他说一句多余的话。

他想跟我聊聊过去，我转身就去厨房洗碗。他想拉着我的手说几句忏悔的话，我借口要去拖地就走开了。他疼得在床上呻吟，我就把止痛药和水杯放在他床头，然后关上门，让他一个人在里面熬。

有一次，他化疗回来，吐得昏天黑地。他虚弱地躺在床上，看着我，眼里含着泪：“静姝，你跟我说说话吧，骂骂我也好。你这样，我比死还难受。”

我正在给他擦拭呕吐物，闻言，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我抬起头，第一次正视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周建斌，你难受吗？这八年，每个除夕夜，我和思悦两个人吃年夜饭的时候，你在哪里？思悦开家长会，被同学问爸爸去哪儿了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半夜发高烧，一个人去医院挂急诊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你的难受，跟我这八年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一丝起伏，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子，扎在他的心上。他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只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发出了压抑的呜咽声。

他身体垮得很快。最后那段日子，他已经下不了床了。那天，女儿思悦从学校放假回来，站在他床前，犹豫了很久，还是叫了一声“爸”。

周建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出了泪水。他挣扎着想去拉女儿的手，却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看着女儿，嘴唇哆嗦着，断断续续地说：“思悦……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

女儿的眼圈也红了，但她忍住了，只是说：“你好好养病吧。”说完，就走出了房间。我知道，这声“爸”，是女儿看在他快要死了的份上，给他最后的体面。原谅？太难了。

葬礼办得很简单。他的那些亲戚看着我，眼神里都带着一种敬佩，说我真是个贤惠大度的女人，不计前嫌，给他送了终。我听着这些话，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们不懂，我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给我这八年的委屈和不甘，画上一个由我亲手掌控的句号。

葬礼结束一个月后，我约了律师。我把我这八年来收集的所有证据，包括他给张曼转账的记录，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的照片，还有邻居王阿姨的证词，全部交给了律师。

律师看着厚厚一沓资料，很惊讶地看着我：“周太太，您……准备得很充分。我们有很大的把握，可以追回大部分被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

我不是圣人，做不到原谅。但我选择了一种更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照顾他，是尽一个妻子最后的法律义务。追回财产，是维护我和女儿应得的权益。

未来的路还很长，但这一次，我要为自己和女儿，好好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