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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6日,阿根廷举行中期立法选举,这是总统哈维尔·米莱上任近两年后的首次全国性考验。选举改选下议院一半席位(127席)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24席),采用新统一的纸质选票系统,取消了2011年以来初选环节。投票率仅68%,为1983年民主回归以来民众参与度最低的一次,反映出选民对政治的疲惫。
在这次选举开始之前,哈维尔·米莱与他的执政联盟一度不被看好,被外界认为陷入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9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选举惨败14个百分点,导致比索崩盘,民调下滑10点,国债风险指数飙升至“困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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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莱的“电锯疗法”——将比索贬值50%、取消能源补贴、裁员3万公务员、冻结养老金——虽将通胀从2023年211%降至2025年9月30%,但贫困率一度升至53%,肉类消费跌至48.5公斤/人/年。IMF史上最大570亿美元救助后,阿根廷仍债台高筑,外汇储备枯竭。选民意见两极:中产支持稳定,底层则抗议改革带来的阵痛。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米莱的改革,会就此戛然而止,阿根廷又要重走庇隆主义的老路。
然而,这次选举的结果出人意料:米莱的自由前进联盟(La Libertad Avanza,LLA)以40.84%的得票率大胜,远超庇隆主义联盟(Unión por la Patria,UXP)的31.64%,创下庇隆主义主导时代以来的最大政治逆转。这场选举不仅是米莱改革的公投,还因特朗普承诺的400亿美元金融支持的潜在中断而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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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米莱取得了胜利,特朗普也在第一时间对他表达了祝贺,这笔承诺的金融支持,不会打水漂了,有一说一,川大爷在对待迷弟方面,出手向来是阔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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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票结果显示,LL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占选民40%)以41.5%微胜UXP的40.8%,打破该省庇隆主义的“铁票仓”神话。下议院席位从37席增至64席,参议院从6席增至20席,米莱宣称这将组建“史上最激进的国会”,推动劳工、税收和社会保障改革。
选举当晚,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部高唱歌曲《我是失落世界之王》:“今天我们迎来转折点,阿根廷伟大时代开始”。米莱和LLA的支持者们欢呼雀跃,而反对党总部则一片阴霾,有的人不惜将米莱的胜利比作古罗马的暴君尼禄亲自放火焚毁罗马城。
但无论如何,从阿根廷人的投票结果来看,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米莱,相信这个手挥电锯,酷似摇滚客的“狂人”,是能够真正改变阿根廷历史的天选之子。要知道,阿根廷的问题,是积重难返,这样的困境并不是米莱造成的。任何国家的变革,既需要刮骨疗毒式地绝决与狠心,也需要时间的检验,摸着石头过河,如履薄冰走好每一步,才能见效,更遑论阿根廷这样坠入深渊快一个世纪的国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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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阿根廷,是南美洲的“粮仓”和经济明星,20世纪初人均收入堪比欧洲发达国家,这样一个未经战乱本应前途无量的“世外桃源”,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的?这里面有四个字必然是脱不开干系的——庇隆主义。
庇隆主义源于1940年代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一位军人出身的总统。他提出“社会正义”,主张政府给工人涨工资、发福利、提供廉价水电和公交,迅速赢得穷人和工会支持。这种乌托邦式的平等听起来很美好:让普通人平等的过上好日子!但问题在于,钱从哪儿来?庇隆选择印钞票,政府开支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从1944年起,阿根廷年均通胀高达190%,物价像脱缰野马。经济学家用“民粹主义经济陷阱”来形容:短期福利换选票,长期却导致通胀和财政赤字。庇隆还把铁路、电力等产业国有化,打着为民着想的旗号而又缺乏监管的大型垄断企业,不用多想,必然是效率低下,腐败滋生。1955年庇隆被政变推翻,但庇隆主义深入人心,成为阿根廷政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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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0年代,庇隆主义的分支左右摇摆,左派推福利,右派搞军政府,都没能解决通胀。1989年,庇隆派总统梅内姆(Carlos Menem)搞新自由主义改革,私有化企业、绑定比索与美元,短暂控制通胀。
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阿根廷,出口下滑,美元绑定让比索高估,企业竞争力下降。2001年,经济崩溃,比索贬值70%,GDP缩水11%,失业率达25%,国家违约440亿美元外债。这场危机让民众对新自由主义失去信心,为基什内里主义的崛起埋下伏笔。
2003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当选总统,提出基什内里主义,作为庇隆主义的现代版本。他和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2007-2015年总统)承诺“国家回归”,反对1990年代的私有化。
他们利用2000年代大宗商品热(大豆、玉米出口暴涨),还清IMF 98亿美元债务,重建外汇储备。克里斯蒂娜将石油巨头YPF国有化,推出儿童补贴覆盖400万家庭,贫困率从2001年的54%降到2011年的30%。这些政策让中低收入群体欢呼,基什内尔主义被视为“人民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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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经济学家指出,基什内尔主义陷入“资源诅咒”:依赖出口红利,却没建立可持续的经济结构。为了发福利,政府继续印钞,2014年通胀超40%。外汇管制(“cepo cambiario”)吓跑外资,投资萎缩。2015年,阿根廷经济停滞,财政赤字占GDP 5.4%,外债压力重现。
克里斯蒂娜还被控多起腐败案,涉及公共工程的巨额贿赂,进一步动摇信任。理论上,这种“过度干预”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政府刺激应适度,长期赤字只会引发恶性通胀。
从理论看,这反映了“财政不可持续性”。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诺贝尔奖得主)指出,长期印钞和赤字会触发“恶性循环”:通胀失控→货币贬值→资本外逃→经济衰退。基什内里主义的汇率管制还导致“平行市场”,黑市美元价格暴涨,企业无法进口原材料,生产瘫痪。
社会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的“委托民主”理论也适用:选民因短期福利支持政府,却忽视长期风险,最终让国家陷入“民粹陷阱”。
庇隆主义和基什内里主义的共同点就是一句话——花钱买支持选票。他们通过补贴和国有化笼络选民,却忽略了经济纪律。阿根廷从1944到2023年违约9次,堪称全球纪录。2023年,庇隆主义联盟执政时,通胀飙到211%,全球最高,贫困率达41.7%,1900万人吃不饱。
超市物价每天变,中产家庭为保值疯狂换美元。政府借IMF 570亿美元仍还不起,经济萎缩1.6%。庇隆主义的“撒钱模式”让阿根廷像个漏水的桶:农业和科技潜力巨大,却被债务和通胀拖垮。
为何“庇隆主义”的幽灵可以时刻飘扬在阿根廷的上空,时不时借尸还魂?这其实背后隐藏着一个人性的痛点:人的天性就是短视,如果得到了衣食无忧且有人兜底的承诺,谁不愿意贡献出自己的选票呢?至于寅吃卯粮,那和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拿到手里的才是自己的,未来,谁又能看得到。
但等到悲剧真的发生,经济雪崩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人性还有一个弱点:对痛苦的忍耐度是很低的,只要能够暂时缓解阵痛,谁又愿意去管未来洪水滔天呢?这就是庇隆主义的模式可以在阿根廷反复上演的原因——过去的每场改革都是摇摆、治标不治本,只要陷入瓶颈,人们又会怀念救助与补贴下的岁月静好。这时候,打着福利的旗号,举债、印钞等花钱买选票的戏码,又一次在这个国度上演。
因此米莱指责基什内尔主义与其鼻祖庇隆主义是“寄生虫政治”,靠补贴换选票,却让国家破产。他的“电锯疗法”——贬值比索50%、裁员3万、取消补贴——虽让贫困率一度升至53%,但通胀降到30%,2025年第一季度GDP反弹5.8%,财政实现14年首次盈余。选民厌倦了庇隆主义的恶性循环,转而支持米莱的自由市场改革。
从庇隆的“大手大脚”到基什内尔的“升级民粹”,阿根廷经济被高福利和低效率拖垮。2025年选举表明,选民开始拒绝这种“短视政治”。米莱的改革虽有阵痛,但若能平衡增长与公平,阿根廷或能摆脱“拉美病”,重拾昔日荣光。
关于阿根廷中产,怎样看待米莱的改革,可以参考一下我不久前的一次经历:现在我如果要说米莱的改革一定会成功,他一定会成为阿根廷的救星,那为时尚早且过于武断。
但是,米莱确确实实给阿根廷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理,至少是从错误循环的泥沼中跳了出来,至于他的改革能否真正成功,拯救这个被诅咒的国度,只能交给时间,相信我们能够见证历史,能够知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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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句话吧,历史,只要多看细节,你会发现:光明与坦途,往往是那些孤勇者在至暗时刻,凭着一些信念甚至可以说是一意孤行,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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