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年前,王海就是我的另一条命。
我们一起在炊事班喂过猪,一起在边防线上站过最冷的夜岗。
退伍前最后一顿酒,他喝得满脸是泪,抱着我说:
“军哥,以后谁动你一根汗毛,我跟他拼命!”
我相信他。也为我们的战友情感动。
直到那天我在车上啃馒头,接到一通急电:
“军哥,救急!我爸在医院……就差三千八了!”
我没问第二句,直接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
看着不够,又舔着脸找队里的老张借了一千块,凑够了三千八,冲向银行。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当天就给他汇了过去。
我以为这是在救兄弟的命。
可结果,他拿着这笔钱,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十年,音讯全无,我成了战友圈里最大的笑话。
一个拿自己的钱和借来的钱去换一个教训的傻子。
今天,我终于走进银行,把那张尘封已久的卡片递了进去。
“销卡。”我说,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确定吗?先生,这张卡余额是零。”柜员熟练地操作着。
“确定。”
她正准备按下最后一个键,动作却突然停住了。
只见,她抬起头,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仿佛在确认什么:“先生,最后一笔转账附言您要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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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张银行卡被我从一个生了锈的饼干盒里翻出来时,上面落了薄薄的一层灰。
我用手指一抹,指尖就沾上了时间的碎屑,黏糊糊的。
卡片是十多年前的样式,红色的底,印着一行早已合并了的银行名字。
我的老婆晓梅正在拖地,拖把撞在沙发腿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她直起腰,捶了捶后背,看着我说:
“儿子下学期的那个什么编程班,报名费三千八,你可记着点。”
三千八。
这个数字像一根针,又准又狠地扎在我耳朵里。
我拿着那张卡,手僵在半空。
十年前,也是这个数字。
那年,我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没多久,在一个国企里当个小司机,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出头。
王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车队的值班室里啃馒头。
电话是他用公用电话打的,声音嘶哑,混着电流的杂音,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他说:“军哥,救急。”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家里出了天大的事,需要钱,三千八,一分不能少。”
王海是我在部队里最好的兄弟。
我们一起在炊事班喂过猪,一起在边防线上站过岗,一起喝醉了酒对着戈壁滩上的月亮撒尿,发誓要当一辈子的兄弟。
他的家在西北一个穷山沟里,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挣大钱,把他爹妈接出来,再也不回那个连鸟都懒得拉屎的地方。
退伍后,他没像我一样找个安稳工作,一个人去了南方,说要去淘金。
我当时还拍着胸脯说:“混好了别忘了兄弟。”
电话里,他没说具体是什么事,只是一个劲地说“急”。
听着他声音里的颤抖,我什么都没问,把身上所有的现金掏出来,又找队里的老张借了一千,凑够了三千八百块,当天就给他汇了过去。
汇款单上,我写的是“赵军”。
那时候,我们还不流行用手机转账,银行柜台的玻璃又厚又冷。
我隔着玻璃冲那个睡眼惺忪的柜员喊:“麻烦快点,救命的钱。”
王海在电话那头哭得像个孩子,说道:
“军哥,你就是我亲哥。等我,最多半年,我连本带利还你。”
我笑着说:“滚犊子,谁要你利息。”
半年过去了,没有电话。
一年过去了,没有消息。
我打他留给我的那个号码,一个女人用不耐烦的语气告诉我,这号码早就换人了。
我问遍了所有能联系上的战友,他们都说,王海像是人间蒸发了。
有人说,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广东的夜市摆地摊。还有人说,他赌钱输光了,被人砍了手。
传言越来越多,没有一个能证实。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不再提起他了。
只有我记得。
那三千八百块,是我当时几乎全部的家当。
钱没了可以再挣,但那种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感觉,像一根烂在肉里的木刺,十年了,一碰就疼。
我从最初的担心,到后来的失望,最后变成了麻木的怨恨。
恋爱后,我跟晓梅说起过一次,她听完撇了撇嘴说,你就是个傻子,拿钱买教训吧。
是啊,我就是个傻子。
我把那张卡扔进饼干盒里,连同那个我曾经以为可以托付后背的兄弟,一起扔进了记忆的垃圾堆。
我换了工作,换了手机号,办了新的工资卡。
我结了婚,生了儿子,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三千八百块会像个幽灵一样冒出来,提醒我曾经有多傻。
现在,晓梅又提起了三千八。
我看着手里的旧卡,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烦躁,实在是不想再看到它了。
于是,我决定去银行,把它注销掉。
就像是拔掉那根烂在心里的木刺,就算会流血,也比让它在里面一直化脓要好。
我把卡揣进兜里,跟晓梅说:“我出去一趟。”
她没问我去哪,只是嘱咐我回来的时候顺路买一瓶酱油。
我们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买酱油、交学费的琐事组成的。
至于那些关于兄弟和背叛的陈年旧事,除了我自己,没人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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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去银行的公交车上,我靠着窗户,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街道。
这个城市十年里变化巨大,高楼拔地而起,马路越来越宽,很多我熟悉的老地方都已经被拆得面目全非。
十年,一切都在变,只有我心里的那个疙瘩,还和当初一样,又硬又冷。
想起退伍后第一次战友聚会。
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家小饭馆里,要了最便宜的二锅头,喝得东倒西歪。
王海那天喝得最多,脸红得像猴屁股。
他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手指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大着舌头说:
“军哥,你看,天那么大,肯定有咱兄弟发财的地方。我过几天就去南方,他们都说那里遍地是黄金。等我发了财,开个大公司,你来给我当总经理!”
当时大家都笑了,笑他吹牛。只要我说:
“行啊,等你当了老板,我给你开车。”
“开车?”他把眼睛一瞪,“那不行!我给你配个司机!你得坐后排,翘着二郎腿,啥事不用干,光拿钱!”
他还说,他要挣很多很多钱,把他爸的病治好。
他爸有很严重的尘肺病,是在小煤窑里挖煤落下的病根,一到阴雨天就咳得喘不上气,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
他说,他要带他爸去全中国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
他还说,他要给他妈买金项链,让她在村里走路都昂着头。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
那种光我只在漆黑的夜里见过萤火虫发出过。明亮,却又脆弱。
我当时觉得,王海这小子,虽然有点爱吹牛,但心是热的,人是实的。
为了这份热乎的心,别说三千八,就是三万八,只要我有,我也会借给他。
后来,他真的走了。
走之前,我们又喝了一顿。
那天晚上他没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喝酒。
我问他钱够不够,他说够了,他把家里唯一一头牛给卖了。
临走的时候,他抱了我一下,很用力,勒得我骨头疼。他说:
“军哥,等我。”
我等了。我等来的却是他那个讨钱的电话,和他之后长达十年的沉默。
我常常会想,这十年,他到底在干什么?他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赌钱输光了?还是被女人骗了?
或者,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还我那笔钱?他那些关于未来的豪言壮语,那些关于他爹他妈的孝顺话,难道都只是为了骗取我信任的铺垫?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野草一样疯长。它让我想起王海的另一面。
他好面子,喜欢吹嘘,有时候为了在别人面前挣个脸,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部队里发津贴,他会请我们好几个人去镇上下馆子,把钱花得一干二净,然后下半个月就只能找我们蹭烟抽。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这叫“仗义”,现在想来,那可能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虚荣。
或许,他借钱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还。
他去了南方,花花世界迷了眼,早就把我这个穷哥们忘到了九霄云外。
那三千八,可能就成了他在某个KTV里显摆的资本,或者变成了某个女人手上的一个包。
想到这里,我心里的怨恨就又深了一层。
我恨他,也恨我自己。
恨他把我们之间的情义看得那么廉价,恨我自己当初瞎了眼,把一腔热血喂了狗。
公交车到站了,银行就在马路对面。
阳光下,那几个金色的大字晃得我眼睛疼。
我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上战场一样,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今天,我就要亲手给这段关系做一个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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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银行里的人不多,冷气开得很足,吹在裸露的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取了个号,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待。
周围很安静,只能听到叫号机里那个没有感情的女声在重复着“请XXX号到X号窗口办理业务”,还有点钞机哗啦啦的声音。
我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这二十分钟里,我什么都没想,脑子一片空白,只是看着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
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在VIP室里和一个客户经理谈笑风生。
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哭闹的孩子,焦急地在柜台前填着单子。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颤颤巍巍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钞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烦恼和喜悦。
我的那点破事,放在这里,就像是空气里的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坚持有点可笑。
十年了,为了三千八百块,为了一个可能早就忘了我是谁的人,我跟自己较了十年的劲。值得吗?
“请A23号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叫号机叫到了我。我站起来,走到3号窗口前坐下。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她冲我礼貌地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她的声音很清脆。
“销卡。”我把那张旧银行卡和身份证一起从窗口下面的缝隙里递了进去。
她接过卡,在电脑上敲了几下键盘,核对着我的信息。
“赵军先生是吧?”
“嗯。”
她又看了看屏幕,说:
“先生,您这张卡已经很多年没有使用记录了。您确定要注销吗?”
“确定。”我回答得没有一丝犹豫。
就好像一个医生问你,确定要切掉这个已经坏死的器官吗?我当然确定。留着它,只会让整个身体都跟着腐烂。
姑娘点点头,开始在键盘上熟练地操作起来。
我看着她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既有解脱前的轻松,也有一丝莫名的失落。
就好像你要亲手烧掉一本写满了青春的日记,你知道这是对的,但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又一个确认窗口。姑娘的手指在“确认”键上悬停着。
我几乎能听到那段记忆在发出最后的哀嚎。
再见了,王海。再见了,我那个傻乎乎的青春。从今天起,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军哥,也没有什么兄弟情义了。
我赵军,就是一个每天为了三千八百块学费发愁的,普通的中年男人。
我的视线从她的手上移开,转向她背后的墙壁。
墙上挂着一个电子钟,红色的数字不知疲倦地跳动着。时间,它能冲淡一切,也能证明一切。它证明了王海是个骗子,也证明了我当初是个傻子。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将结束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柜员突然停下了动作。
只见,她的手指停在键盘上方,没有按下去。
她皱起了眉头,把脸凑近屏幕,好像在仔细辨认着什么。
表情从刚才的平静和职业化,变得有些困惑,甚至带着一点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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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有点不耐烦了。
注销一张废卡而已,能有什么问题?难道还要查我十年前有没有欠银行水电费?
“怎么了?”我问,语气不太好,“有什么问题吗?不能销?”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又拿起我那张实体卡片,和屏幕上的信息比对了一下。
然后,她抬起头,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
她不再是那个按流程办事的银行职员,眼神里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
或许是好奇,或许是同情。
“先生,”她开口了,声音放得很慢,像是怕惊扰了什么,“这张卡,按规定,注销前我们需要确认一下最后一笔交易。我刚才看了一下……”
她顿住了,似乎在斟酌用词。
银行大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敲在我的胸口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或者说,是一种奇怪的预感。我觉得,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即将要被揭开了。
“看了一下什么?”我追问。
她推了推眼镜,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我看到……这张卡在十年前的最后一笔账,并不是您汇出去的那笔三千八百块。”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我汇出去的?那是什么?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把钱汇给王海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这张卡。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汇完钱,这张卡就没动过。”
“没有搞错,先生。”她的语气很肯定,“您汇出三千八百块之后,这张卡上,还有后续的交易记录。只是这些交易,都不是支出,而是转入。”
转入?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像是被谁用锤子狠狠地砸了一下。
这两个字像两颗子弹,击碎了我十年来用怨恨和失望筑起的高墙。
我呆呆地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看着我震惊的样子,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几秒钟后,她又抛出了一个更重磅的问题。
这个问题,彻底改变了我后半生对“兄弟”这两个字的看法。
她看着我,一字一顿地,清晰地问道:
“先生,”她指了指屏幕上的一行小字,“系统显示,最后一笔转入交易,还附带了一条留言。”
我感觉自己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死死地盯着她。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是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才把那个决定性的问题问出了口:
“先生……您要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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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要看吗?
这三个字像三颗钉子,钉在了我的脑子里。
我看着柜员那张年轻而认真的脸,突然觉得整个银行大厅都在旋转。
空调的冷风吹在我脸上,我却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帮我打……打印出来。”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
她点点头,没有多余的废话。
旁边那台老旧的针式打印机突然发出一阵尖锐的嘶鸣,开始工作。
那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刺耳。
一分钟后,一张带着虚线的长条凭条,被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
她把凭条撕下来,递给我。
我的手在抖,接了两次才接住。
那张纸很薄,很轻,但我却觉得它有千斤重。
等我低头看去,瞬间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