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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智化:本来可以从从容容,结果非要把自己搞到“连滚带爬”。
郑智化又火了,只不过这次让他火起来的,并不是什么好事。
10月25日下午,郑智化在微博上发文控诉,指责深圳机场的服务“没人性”。深圳机场升降车与机舱门之间存在25厘米的高度差,但机场工作人员“拒绝调整设备”,同时还“冷眼旁观”他“连滚带爬”地登上飞机,这让他这个残障人士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因为郑智化的这篇小作文实在是写得过于绘声绘色,所以很快在舆论场上激发了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对深圳服务缺失的愤慨。
然而,当深圳机场后续将监控视频公布出来之后,大家却看到了另外一个画风迥异的故事版本。
在监控画面中,两名机场工作人员全程搀扶着郑智化,一人帮他稳固手臂,另一人则托举他不利索的腿脚,协助他跨越舱门。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40秒,平稳有序,不仅和所谓“机场人员冷眼旁观”的说法完全对不上,更是与郑智化那番“连滚带爬”的戏剧化描述相去甚远。
这种叙述与事实之间的巨大鸿沟,难道只是郑智化无心的记忆偏差吗?
至少我不这么觉得。
在深圳机场把监控视频公布出来之后,自知理亏的郑智化马上辩称,说自己感受到的狼狈是“心理上的”。
这话听着就很虚了。
什么叫作“心理上的”?就是这事对与不对,最终裁决权在你郑智化心里。你心里觉得对就对,不对就不对。
实打实的监控视频是不能作数的,因为它无法准确反映出当事人的心理活动。
很显然,这种修辞上的跨越,已经明显超出了表达情绪的范畴,进入了某种虚构事实的领域。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郑智化对我们舆论场的运作规则,远比我想象得还要熟悉。
在第一次指控引发广泛同情后,面对视频证据带来的质疑,他迅速转换策略,将单一事件升级为系统性控诉,遍数了自己过去在大陆各地乘机时所遭遇的“刁难”。
比如南京机场被要求拆卸支架。
比如在新疆机场被强令托运拐杖。
比如在上海机场耗费更多时间接受检查,最终导致误机。
郑智化的舆论策略说穿了并不复杂,无非就是将公众注意力从“这次发生了什么”,转移到“他一直遭遇什么”,从而重塑自己崇高受害者的道德形象。
但很可惜,这一次舆论的风向,并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
民航安全专家和业内人士迅速发声,明确指出,我国民航之所以对金属支架、拐杖等物品严格检查,这是基于无数血泪教训建立起来的安全底线。
2012年,新疆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6·29”劫机案。
当时,一伙劫机暴徒通过假扮残疾人员,拄着金属拐杖,成功通过了机场安检。
这种金属拐杖是特制的、可拆卸的。在航班起飞后,暴徒们将其拆分成多截,作为凶器,并联合其他同伙,手持拆卸后的金属拐杖,冲击驾驶舱。
同时,暴徒还试图引燃爆燃物,计划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
幸运的是,在空警人员、机组成员和机上群众的通力协作下,这伙暴徒的邪恶计划最终流产。
但即便是这样,这起案件依然导致了2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受伤,并造成了高达2858万元的财产损失。
“6·29”劫机案暴露了我们当时安检流程可能存在的漏洞,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民航的安检政策,其中就包括对拐杖等助行设备的严格检查。
微博上有位网友,他说自己是在新疆维稳一线工作了10年的新疆人。深圳机场舆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动,所以他也有一番心里话,想和郑智化说说:
“郑先生,你说,你去过全世界上百个机场,都没遇到过这种刁难。你不能只在自己不如意的时候,才把国外拿出来说事。”
“你说新疆拐杖要托运,所以你才不爱来新疆。我了解到你从小患有小儿麻痹,有问题的是腿脚,而不是手指和大脑。众所周知,只要手指和大脑完好,再拥有一部可以联网的智能手机,你就能查询到‘6·29’事件的经过。”
“‘残疾人也是人,我们旅客不是罪犯’,说得好,我非常同意这句话。但是,很遗憾,当年暴徒在劫机之前,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唯有通过安检,我们才知道你到底是旅客,还是罪犯。”
“在这起事件中,你所占的公理,本身就已经和你引发的负面舆情不成正比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反复审视你发文的真实性和目的。唱歌可以郑智化,但安检不能政治化。”
“新疆人很热情的,你别担心你的破拐棍儿了。你要真来了,我代表我们新疆人,不仅给你送一副,还准备请你喝羊骨头汤呢。美味有营养,对腿特别好。”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想说的也就是我想说的。
虽然大家现在普遍都对“反思”二字感到厌烦了,但作为刻在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底层基因,只要你本心纯正、实事求是、言之有理,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就客观问题作出必要反省的。
而在这场舆论风波中,郑智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背离了这三个基本前提,反倒是对自身身份的双重优势运用得炉火纯青。
作为公众人物,郑智化享有远超普通人的舆论影响力;作为残障人士,他又天然占据着道德制高点。
当这两种身份被结合起来使用,用于讲述一个经过加工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行为实际上就构成了一种不对等的舆论暴力。
那些原本是尽职尽责为客人服务的机场工作人员,在郑智化发出控诉的那一瞬间,就沦为了沉默的靶子。
他们根本无力为自己辩护,直到有关机构出面公布证据。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监控视频这位沉默的证人,深圳机场那两位普通服务人员,此刻又会是什么处境呢?
我猜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名人的一句情绪化指控,就面临处分背锅甚至就此失业的风险。
你说他们招谁惹谁了?
你郑智化觉得自个儿憋屈、委屈、欺辱,那你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过问题吗?
将“弱势身份”工具化,将“维权行为”表演化。所谓控诉并不是为了真诚地反映问题,而是在精心设计一种能够引爆舆论的悲情叙事。事实的准确性让位给了情绪的感染力,问题的解决也让位给了流量的收割。
这才是我透过郑智化深圳机场事件的表象看到的实质。
郑智化在事后表示“接受道歉,并不再追究”。
这种姿态看似大度,实则回避了核心问题。
因为真正有资格说这话的,并不是郑智化。
恰恰相反,是他欠那些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一线工作人员一个道歉,也欠所有被他的不实描述误导的公众一个解释。
无论你的诉求有多么正当,它都不应该成为你扭曲事实的理由;无论你的身份有多么特殊,它也不应该赋予你透支社会信任的特权。
郑智化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的。
他完全可以基于同样的事实,理性指出大陆机场无障碍服务中的不足,从而促成实质性的改善。
只可惜,他选择了那条看似是捷径,实则是歧途的悲情维权之路。最终,让自己在舆论场上,沦为了真正的连滚带爬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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