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禹迹今犹在 “寻路禹迹”走进德州禹城｜寻路禹迹

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刘彦君 王祥龙

965年前，欧阳修奉旨编撰的《新唐书》，在他潜心编修的《地理志》中，首次认定石纽山在茂州石泉县，也就是现在的北川。几十年后，欧阳修之从孙欧阳忞编撰的《舆地广记》称：“（石泉）隋汶川县地。……唐贞观八年析置石泉县，属茂州，皇朝熙宁九年来属（绵州）。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

欧阳修出生于绵阳。作为“家乡人”，欧阳修对于大禹推崇备至。他在《获麟赠姚辟先辈》中写道：“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提出要像大禹一样勤劳不懈。而在另一部他所撰录的金石学专著《集古录》中，他曾提到过在山东嘉祥武梁祠中有两方汉碑，而他的“超级迷弟”、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更进一步，在《金石录》中提及了武梁祠中的画像。这幅画像，曾被认为是大禹的第一幅画像。

在山东，不缺与大禹相关的地点：在汶上的南旺水利枢纽，灰瓦绿顶的禹王庙，纪念大禹在山东治水的功绩；泰安宁阳县堽城坝禹王庙，将大禹从人皇提升到了河神的级别。而禹城的具丘山，则是大禹导河入海，插下最后一耒耜的地方。

“寻路禹迹”报道组来到禹城市，探访大禹治水留下的历史踪迹，探寻大禹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文化遗产。

徒骇河与具丘山 大禹留下众多禹迹

大家常听说的“禹疏九河”，通常被理解为大禹治理了九条河流。然而，这种理解并不准确。实际上，大禹并非仅仅治理了九条河流，而是巧妙地利用九条河渠，成功引导了黄河之水。

徒骇河就是九河之一，流经禹城39公里。

距离徒骇河国家湿地公园不远，是禹王亭博物馆，禹城最容易与“禹迹”相遇的地方。整个博物馆院落坐北朝南，为仿明清建筑，由山门、钟鼓楼、禹迹殿、禹王殿、禹王亭、大禹文化长廊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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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亭博物馆

而具丘山，更是当年大禹为察水势、率众人聚土成丘所筑的高台，现高8米，南北长45米，东西宽50米，有4000多年的历史。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禹治水传说传承人尹继明告诉记者：“如果说禹城是当年大禹导河入海，大功告成之地，那么具丘山就是铲下最后一铲土，喝庆功酒的地方。”

具丘山不仅有传说，也有出土文物作为佐证。1974年，经考古人员发掘，发现了灰土层的存在和蛋壳陶、石铲、陶纺轮、卜甲等古代文物。其中，蛋壳陶“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是龙山文化的主要标志，与大禹治水的历史时期相吻合。

“大禹文化属于龙山文化范畴，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专家考证，鲁北、鲁西北有17处龙山文化遗址，禹城拥有禹息故城、蒋卢遗址、禹王亭、邢寨汪、周尹冢、姚高遗址、窦冢遗址、前后冢子、将军庙遗址等9处，约占53%。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器物。”尹继明解释说。

禹城发扬大禹文化 唐代和明清各有高峰

在禹王亭博物馆的馆藏中，有一块特别的石碑，它曾被镶嵌在禹城老城门楼上。

据记载，明万历元年，为加固城防，在城墙的东南西北加修了四个城门楼子，并分别命名。东曰“祝阿”，西曰“鬲津”，北曰“都杨”，而南门则被命名为“禹迹”。用“禹迹”来代表禹城，是当地大禹文化的“文艺复兴”。

禹城老县城门上的“禹迹”二字

大禹文化的发展，在全国范围之内都有着相似的曲线，明清是一个高潮，而唐代是明清之前的一座高峰。

在四川绵阳北川，据《新唐书》等文献记载，“石泉石纽山，山麓有大禹庙”“未设县先有庙”。石泉县是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建立的，按照《新唐书》的说法，当地民间对大禹的祭祀早于石泉置县。在安徽蚌埠境内的涂山，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亦记载道：“涂山，在钟离县西九十五里，乃禹娶涂山氏女及会诸侯之所。”在禹城，“初唐四杰”骆宾王游历禹城，写下了五言律诗《漯川听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更是将县名从祝阿改为禹城，目的也是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神功千古”的历史功绩。

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历史名人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感情、横溢的才华，前来拜谒、凭吊大禹，发思古之幽情，赞大禹之神功，留下不少诗词歌赋，妙文佳作。

据尹继明介绍，清乾隆下江南驻跸禹城，写下了歌颂大禹治水的《徒骇河》诗，明代禹城知县任宗美登上具丘山、触景生情，写下《具丘感怀》诗作，清康熙年间在禹城为官9年的禹城知县曾九皋感念大禹治水历史功绩，手书“神功千古”匾额，并撰写《禹亭记》碑文，清代拔贡于墨林《登具丘山谒禹王庙》诗词，民族英雄林则徐于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二月，离京南下曾在禹王亭留宿一夜，感念大禹功绩，将其观感记入《丁亥日记》中。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禹治水传说传承人尹继明

从白茫茫到吨半粮 见证新时代的大禹精神

在禹城，大禹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禹迹，还有“创新、实干、为民、奉献”的大禹精神。

由于地处黄河古道，从1368至1948年的581年里，禹城的县志中记载了84次洪涝灾害，其中大的洪涝灾害有41次，特大洪涝灾害有32次。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土地患上了“绝症”，盐碱化严重，粮食生产得不到保障。“用当时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年年白忙活，只见播种不打粮。”尹继明这样说到。

上世纪50年代起，禹城人民积极推进水利建设。 疏浚和开挖多条河流，这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水利工程，并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如此，1956年，禹城县组建万亩改碱指挥部，先后用藏碱、深翻土地、修台田、条田等办法改碱治沙。1966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带领百余名农业科技人员来禹城建立试验站，开展旱涝碱综合治理。与禹城人民一起战黄沙、斗盐碱，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沙漠变绿洲、科学夺丰收”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的重大成果。

数据显示，1966年，禹城试验区建区时，粮食平均亩产90公斤，到1989提高到756公斤。2008年起，禹城连续实现粮食平均亩产过1000公斤，成为“吨粮市”。目前，禹城10万亩“吨半粮”核心区全部实现“吨半粮”产能目标。当年的不毛之地，成为了现在的吨半良田，成为了国家治理盐碱化土地的样板。

“大禹治水，就是人民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文明史。”尹继明说，“我们都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改造自然。这难道不是新时代的大禹精神吗？”

博物馆里的大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