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88 年 6 月 23 日，基隆市的凌晨五点还浸在海雾里，渔港的鱼腥气混着潮湿的风，裹着消防队的红色警报声穿街过巷。
驾驶消防车的老陈揉着眼睛，对讲机里还回荡着出租车司机慌乱的声音：“信三路五福旅社，有人被杀伤，女乘客让我报的警！”
彼时戒严令解除刚满一年，基隆港的灯火还带着旧时代的昏沉。
老陈和队员们扛着担架冲进旅社大门时，最先扑面而来的不是预想中的呼救声，而是浓得化不开的血腥味。
那味道像凝固的铁锈，粘在鼻腔里，呛得人忍不住咳嗽。
“不对劲。” 队员小李刚迈过门槛，鞋底就 “啪” 地粘在地板上。
他低头一看，整片深褐色的血迹从柜台延伸到走廊尽头，像一条狰狞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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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心头一沉，拔出手电筒扫向四周：柜台后的椅子倒在地上，账本散了一地，而走廊尽头的 101 号房门口，半截染血的浴巾露在门外，边缘还缠着几根发丝。
“快叫警局！” 老陈的声音发颤。
当二分局刑警队的林铣治队长带着人赶到时，五福旅社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
法医杨日松蹲在 101 号房里，镊子夹着一块带血的布料，眉头拧成了疙瘩：“双手反绑，喉管一刀贯穿，当场死亡。”
这不是 “有人被杀伤”，是屠杀。
五福旅社的格局像个迷宫。
林铣治拿着旅社平面图，在走廊里一步步标注：进门左手是柜台，右前方是上二楼的楼梯；柜台往后的狭长走廊连着头尾三间房，101、102，最里面是厨房；二楼 L 型走廊串着四间房，201、202、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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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铅笔尖在图纸上圈了五个圈，每个圈都代表一具尸体 ， 这七间房里，藏着五条人命。
被害者
第一个被发现的是 102 号房的周美珠，旅社老板娘。
她倒在床边，双手被浴巾反绑在身后，手腕处有挣扎的擦伤，脖子上的伤口深可见骨，鲜血浸透了身下的碎花床单。
隔壁 101 号房里，老板简顺宏的尸体靠在门框上，姿势和周美珠如出一辙，只是他的眼睛还睁着，瞳孔里映着天花板的裂痕，像是凝固了最后的惊恐。
“简顺宏是航运大副退休，” 刑警赖庆宗翻着死者的资料，“旅社生意不错，每月租金虽高，但没欠过债，夫妻俩没跟人结过仇。”
队员们在柜台后的抽屉里找到一沓账本，收支记录得清清楚楚，最近一笔入账是前一晚十点，一个住客付的 200 元房费。
走廊尽头的厨房里，第三具尸体让刑警们倒吸一口凉气。
死者穿着迷彩裤，肌肉线条紧实，手指关节有常年练拳的厚茧 。
他是沙益民，宪兵退役，据说防身术能打三个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蜷缩在厨房的水槽边，喉咙被割开，身旁还掉着一把没开封的菜刀。
“像是刚走进来就被偷袭了，” 杨日松检查着伤口，“刀刃很锋利，凶手手法很专业，没给死者反抗的机会。”
二楼的 202 号房里，第四具尸体是服务生吴小琳，19 岁，刚到旅社工作三个月。
她躺在床尾，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双手反绑的浴巾上，除了她的血，还有另一种陌生的血迹。
而 203 号房的第五具尸体，是应召女郎傅淑媚，大家都叫她 “可可”。
她的随身女包被翻得乱七八糟，身份证散落在地上，照片上的女人笑眼弯弯，和此刻苍白的脸判若两人。
“情杀？仇杀？” 林铣治把死者照片排成一排，眉头紧锁。
简顺宏夫妇是旅社老板，吴小琳是员工，沙益民是住客，傅淑媚是应召女郎 。
这五个人的身份像打乱的拼图，怎么也拼不出合理的被害逻辑。
更奇怪的是沙益民的两个朋友：罗姓男子前一晚就离开了旅社，李姓男子却在三楼房间呼呼大睡，直到警方敲门才惊醒。
“你们昨晚没听到动静？” 刑警叶信义问李姓男子。
对方揉着眼睛，一脸茫然：“我喝多了，十点多就睡了，什么都没听见。”
可沙益民的尸体在一楼厨房，从三楼下来必须经过二楼走廊，若李姓男子真在熟睡，为何凶手没对他下手？若他在撒谎，又在隐瞒什么？
杨日松的尸检报告给了第一个方向：五名死者的致命伤都是颈部单刀贯穿，伤口深度、角度几乎一致，凶手至少有一人熟悉人体结构，且心理素质极强。
“更像是抢劫杀人，” 杨日松指着傅淑媚的女包，“里面的现金和首饰都没了，简顺宏夫妇的抽屉也被撬过。”
可抢劫为何要杀五个人？
尤其是沙益民，一个退役宪兵，若凶手只是为了钱，为何要主动招惹他？
林铣治站在旅社的走廊里，看着地上早已凝固的血迹，突然意识到：这起案子的关键，或许藏在那些没被记录下来的住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