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盗墓大案：当 “守护者” 沦为盗掘者，文物防线何去何从

2025 年 9 月，江苏徐州警方通报的一起文物大案震惊全国：27 名嫌疑人悉数落网，其中多人竟是长期活跃在正规考古领域的从业者。他们白天是文保单位合作的技术人员、非遗传承人、文物鉴定师，夜晚则化身盗掘者，炸山撬石暴力拆解汉代王陵，将成吨汉画像石偷运出深山。主犯李某坐拥 “文物勘探公司” 作为掩护，另一主犯关某更是业内知名 “掌眼” 高手，二十余年经手流转的文物不计其数。案件最终追缴文物超 4000 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百余件，部分藏品足以撑起一座中型博物馆。这起真实发生的 “行业塌方”，远比盗墓题材影视剧更令人心惊。

“最可怕的不是门外的贼，而是拿着钥匙开门的人。” 当本该守护历史的人亲手砸开古墓封土，知识沦为盗掘工具，专业能力变成破坏利器，公众不禁发问：我们还能相信谁？答案的线索，藏在考古行业长期存在的困境里。考古从不是浪漫冒险，而是烈日下弯腰刮土、寒风中记录数据、偏远工地数月坚守的苦差。一位敦煌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坦言，若伴侣无法调至当地便可能离职，这并非个例。数据显示，我国基层考古人员月均收入多在 5000 至 8000 元，非编制岗位待遇更低，却要面对近 4000 米海拔的高原、零下十几度的野外与日均十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考古是为爱发电的职业” 的调侃背后，是情怀难以支撑现实的无奈。

更严峻的是职业前景的桎梏。全国 32 家省级考古发掘资质单位编制仅 1760 人，一线项目负责人不足 600 名，编制稀缺、晋升缓慢成为常态。核心岗位多被硕士博士垄断，大量掌握熟练探铲技巧与精准土层判断能力的一线技工，干了十几年仍是合同工，既拿不到职称，也难进报告署名名单。这种 “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名” 的现实，让不少人质疑 “我守护的文明，是否也记得我”。全国政协委员袁靖曾指出，考古行业人才流失严重，高校考古毕业生入行不足 50%，骨干力量流失更削弱了基层一线实力，正是这样的土壤，让黑市诱惑有了滋生空间。

地下文物交易有着高度专业化的犯罪分工，“掌眼” 掌鉴定、“支锅” 组团队、“认眼” 定墓穴，而维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对 “专业权威” 的迷信。关某能在黑市呼风唤雨，全因他 “懂行”—— 能辨别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书写习惯，能从拓片判断汉画像石真伪。买家信任其专业眼光，这种由知识构建的信任，让非法文物半年内转手五次仍畅通无阻。李某则利用制度缝隙实现 “双面切换”：白天以正规勘探身份掌握地层结构与监管节点，夜晚带设备盗掘古墓，甚至以 “非遗传承人” 名义用 “文物修复” 为盗掘文物善后。

这并非个体堕落，而是系统漏洞的必然结果。尽管《文物保护法》明确要求社会企业参与考古勘探需备案持证、全程监管，但执行中盲区重重：部分地方为赶基建进度对勘探环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包公司常雇无证人员充数，从业人员背景审查缺乏动态更新与跨部门联动。当参与过国家重点项目的探工能轻易转入盗墓团伙，意味着文物防线防住了外贼，却没挡住内鬼。更危险的是，这种 “知识变现” 路径一旦打开，腐蚀的不仅是从业者，更是整个行业的公信力 —— 公众眼中，考古工作者风沙中绘图的身影，可能被 “专家” 暗处数钱的画面取代，专业失去道德锚点便成了阴影的延长线。

这起横跨四省的盗墓网络最终告破，竟源于古玩城查获的一件商代青铜弓形器，警方顺藤摸瓜五年才揭开全貌。如今，警方已加强从业人员背景审查，多地推行勘探全程影像留痕、电子围栏监控等技术手段，但真正的防线仍在人心。袁靖委员曾建议，通过改革文博行业工资体系、落实野外工作津贴、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体系等举措破解行业困境，这正是治本之策。我们不能仅靠情怀留人才，也不能只靠法律震慑犯罪：基层考古者的待遇需实质提升，职业通道要透明畅通，伦理教育应成行业准入必修课。公众更需知晓，那些一毫米一毫米清理陶片的人，值得尊重与善待。

徐州案现场，被暴力拆解的汉画像石碎成数块，沉默两千年的文物毁于数夜盗掘，修复却可能耗时十年。历史虽无言，守护历史的人却必须发声。当行业困境得以缓解，当专业不仅是技能更是责任，当从业者的付出得到尊重与回报，我们才能真正相信：守护文明的 “钥匙”，始终握在正确的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