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柯文的批判与传承

柯文曾在《历史三调》写道，“历史最终的不可知性”欺骗着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幽灵，当我们回过身去，它就消失了”。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在下文中，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讲述了柯文的历史方法论如何启发了自己研究四川袍哥的起源。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26日专题《历史的名字》B05版。

采写丨李永博

王笛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袍哥》《显微镜下的成都》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来自柯文的启发

新京报：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和了解柯文以及他的作品的？你曾提到，柯文的历史学方法论对你研究四川地区的袍哥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可以具体谈一谈吗？

王笛：我是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柯文的作品。1984年柯文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之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也正在发生转变，实际上研究生的课堂上就会讨论这本书，此外历史系学生也会自行找来阅读。后来我出席美国亚洲研究年会（AAS）之时，也经常会看到柯文，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交往，了解柯文几乎完全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

尽管如此，柯文对我的学术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大的。我曾在《“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的结论部分做了详细的讨论。无论是柯文研究的义和团运动，还是我研究的古代四川地区的秘密社会，总会遇到一些无法判断是否真实发生过的资料。在过去，传统的历史学者为了稳妥起见，通常不会采用这类无法证实的资料或记录。

然而，柯文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面对的有两种历史，一种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另外一种历史是我们通过历史资料建构的历史，后者更多地是怎样理解历史，怎样根据有限的资料来认识历史。

柯文在《历史三调》中指出，研究“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

“神话”并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鬼神，而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或传说（myths）。比如，袍哥把自己的精神起源追溯到墨子、三支半香，把自己组织起源追溯到郑成功、陈近南，这就是一个制造传统和神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与传说杂糅在一起，充斥着无法证实的经历和故事。

历史学者如何去面对和解释这些神话和传说？这是过去的历史学界常常忽视的问题。柯文认为，这些“神话”其实是与“事件”和“经历”同样重要的。他的这种思考对我研究袍哥的起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实际上，不只是中国古代的秘密社会，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历史，都存在着“事件”“经历”“神话”这三种历史资料。柯文的《历史三调》对我们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并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义和团，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我们如何面对各类庞杂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柯文的这种思考，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会有所启发。

新京报：柯文主张采用人类学和宗教研究等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和理解历史，他对于“神话”的重视可以作为一种侧面印证。是否可以说，柯文的这种跨学科思维是具有前瞻性的？

王笛：是的，如今历史学的发展就是如此，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历史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都在对历史学发生影响。包括文学，如海登·怀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你是写小说还是写历史，其实写作背后都有语言共同的内在逻辑。柯文在这点上与海登·怀特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历史三调》对义和团的讨论，还是《与历史对话》中对越王勾践的分析，其实都回应了克罗齐所说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我们都是通过对当代的理解，来对历史提出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柯文的历史研究有一些“后现代”的倾向，尽管他不像福柯或杜赞奇的作品那样特别理论化，但他不把历史资料当作历史本身，而是看作一种文本来供我们分析，在这方面他们是相通的，我也是比较认可的。

《历史三调》

作者：[美]柯文

译者：杜继东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内外视角相辅相成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对美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历史系研究生都在读这本书。你怎么看待柯文在这本书中对他的老师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批评呢？

王笛：我认为柯文在20世纪80年代写《在中国发现历史》这本书非常有勇气。在西方学术界待过的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界热衷于大历史和通史，而西方更注重于个案研究，他们更倾向于把每个问题都研究得相对深入，而不是对整个研究进行全盘的、综合性的思考。一般学者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甚至他的老师费正清都成了他的批评对象，可见这种通盘性的思考需要非凡的勇气。

除了学术的勇气，柯文写这本书还需要学术的眼光。柯文敏锐地感觉到西方中国史研究当时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他从中总结出了一些趋势，最后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冲击－回应”模式都是以西方作为中心，而现在进入了下一步，就是以中国作为中心，从中国社会本身的动力去看问题。因此，柯文特别欣赏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罗威廉（William T. Rowe）和《州县官的银两》的作者曾小萍（Madeleine Zelin）这些当时西方学术界中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

柯文认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来取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从学理上来说，我和柯文的观点有所不同。“冲击－回应”模式是费正清在20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刚起步时提出的，主要是针对西方来到的时候对中国发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也确实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只是说，当我们过度把焦点都放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的时候，孔飞力、罗威廉、曾小萍等则在提醒我们要看到中国社会内部本身存在着更新和发展的动力，不是一切都是由西方来引起的。然而，当《在中国发现历史》介绍引进到中国后，中国的学术界似乎就存在一种“在中国发现历史”比“冲击－回应”模式更高明的看法。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取向都在解决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复杂问题的某一个方面，它们各自强调不同的对象和内容，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们所提出和要回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冲击-回应”和“中国中心”取向一样，对理解近代中国历史都是不可或缺的。

任率英作品《大禹治水》。

为何“过时”理论也有价值

新京报：回望柯文漫长的学术之路，你认为当下的中国史学界，以及有志于历史学的年轻人可以从他的身上获得哪些启示和借鉴？

王笛：柯文善于对过去的研究保持一种批判性。过去，我们对权威、老师更多的是崇拜和学习，柯文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无论多重要的权威，无论对学术界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多多少少都存在局限，值得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进行反思和批判。在承认并重视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前走，柯文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态度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去学习。

其实也可以看到，柯文这种开诚布公的学术研究告诉我们学术是可以争论的，甚至是可以批判的。同时，学者之间的人格尊严、互相尊重和友谊也是可以共存的。今天学界做得最差的就是因观点相左而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无论是像我这样年龄比较大的学者，还是现在年轻的学者，都应在费正清和柯文两人之间既是师生、亦是朋友、又是批评者和接受者的关系上得到很多的启发。

现在中国学术界的年轻一代有种倾向，只关注耳目一新的前沿理论，同时认为以前的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不止一次听青年学生说，史景迁的书太简单了，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也不过尔尔，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也平淡无奇，其实他们不了解的是，现在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方向，都来自于他们的开拓之功。现在如果和年轻人提起“冲击－回应”模式，我敢说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完全过时的理论，不值得也不需要再去阅读。其实学术总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如果只读这些最前沿的作品，忽视学术自身的脉络，最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今天的历史阅读者或历史的学习者，一方面要重视过去的研究，一方面又要有批判精神，这样才能让自己站到一个比较公允、理性、平衡的位置来研究历史，这才是应该提倡的态度。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采写：李永博；编辑：罗东；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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