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纵改编，司令任参谋长，两位副司令任副军长，政委担任兵团政委

1948年12月，皖北宿县的夜风吹得人发抖，前沿指挥所里却异常忙碌。地图上一支红色箭头被悄悄挪向长江南岸，那正是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即将承担的方向任务。谁都明白，一旦纵队成型，接下来就是向江南“拔钉子”。

当时被点将的，是47岁的孙仲德。他在直系旧部淬火，又在大革命余烬里转身投入新四军，一路从排长熬到纵队司令。年岁最长、枪眼也最多，习惯在作战会上捻着短须，“老孙”成了年轻参谋口中的主心骨。有人半开玩笑地问：“老孙，下步去哪？”他只摆摆手，“先把江给我趟开。”

先遣纵队编成得很快。1纵、4纵、6纵各抽1000名老兵，改编为1、4、7三个支队，再加一个机动支队，共四支队。兵不多，但全是强筋壮骨。饶守坤、彭德清、刘亨云三员上校师长分别被推到支队司令位置。从军时日最长的饶守坤，此时41岁，闽北游击岁月练出雷厉风行的脾气；彭德清则在闽南战场累积下连环进攻的手法，动作迅狠。

值得一提的是，纵队里还有38岁的谭启龙。他自湘赣边区“犁庭扫穴”时代起就与根据地百姓打成一片，转战浙东后更是靠一口乡音把群众拢得紧。此番被任命为纵队政委，他的第一句话是：“再往南，熟地更多，乡亲更多，事要做细。”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尾声尚未散烟硝，纵队原定的“抢渡”计划被叫停。大军急需整编补充，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先遣纵队暂缓渡江，待主力再议纵深突击。调令下来，纵队几位主将各有去处，这支刚练熟的尖刀就此分拆。

3月初，新编皖北军区挂牌，曾希圣出任司令兼政委，梁从学担任第一副司令。孙仲德被点名去当参谋长，另兼第二副司令。“要打也得会算账。”会前，梁从学拍拍他肩膀，“你那些野路子，该帮皖北守家看门。”孙仲德爽朗一笑，却把那张写满突击路线的旧草图收进背包。从此，他将更多精力放在皖北防务、补给和训练上。

同月，中央军委电报通知谭启龙：调三野第七兵团任政委，与王建安搭档。形式上进了兵团，实际却是“南下带路”。浙江沿海尚存顽强守敌，三野副政委谭震林率部挺进温台，谭启龙则带干部工作队先行。多年浙东根据地经验立刻派上用场，他轻车熟路地把地方党政骨干与解放军部队接榫，保证了后续作战不空档。

饶守坤此时转入30军，肩上多了副军长衔。30军大部仍在安徽整理装备，饶守坤却没闲着，翻山越岭跑到闽北老区，收拢散失队伍、补齐兵员。“当年在这片山头埋伏过敌大队，如今咱跑回来当副军长，也算圆圈。”他的口气里夹着一点得意。

彭德清同样被编入30军，仍扛副军长，但很快又被海军总队点名南调。陶勇缺一员善水战的助手，想到闽南海岸几番夜袭的经历，便一锤定音。到了东海舰队筹建处，彭德清握着陶勇的手，“老首长，陆上啃硬骨头我熟，海上要我先学条规再打炮。”陶勇笑说：“水里也是三点一线，心狠、眼准、手快。”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大幕拉开。虽然先遣纵队番号已不存在，但其原先收缴的情报、对江南岸敌情的摸排，全被后续部队采纳。七兵团在浙江登陆时，就沿用了谭启龙留下的秘密交通线；30军在福州外围穿插，也参考了饶守坤几年前绘的山地手绘图。

新中国成立后，四位指挥员陆续走上各自岗位。1950年，海军机关扩大，彭德清、饶守坤分任要职；1955年授衔，饶守坤被定为中将，彭德清为少将。倘若只看肩章，不少人会以为饶守坤资历更深，其实他两人不过同岁，差别只在闽北与闽南那几次硬碰硬的战绩。

孙仲德在皖北军区坐了整整五年，直到1954年调入军委作战部，才算彻底离开前线。有人问他最难忘哪一仗，他却说：“难忘的是那支没打成江南的纵队。刀磨得快，却没机会劈第一棵树。”语气颇有几分遗憾，却也透着老兵惯有的淡然。

至于谭启龙，浙江战役结束后又奉命组建华东第七军区党委，调防东南沿海。1960年谈及往事，他对身边同志感慨：“先遣纵队的经历让我明白，兵不在多，得是好钢；将不在高位，得肯吃杂粮。”一句俚语，道尽那段短暂而充满机动性的编制演变。

纵队成军仅九个月，番号随风而去，却培养出了参谋长、兵团政委、副军长、海军骨干四条线。历史往往如此：一块试金石，留下的不是名字，而是在后来的岗位上闪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