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成为大师的前提是自许大师

本文转自“必记本”，节选自《清华大学学报》。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一般来说，学术论文越是专业，诉求的阅读对象就越少；越是精深，被理解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具有独创性，被接受的程度就越低。这种矛盾关系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创造性思维的学者都是钻牛角尖的，曲高和寡是多数杰出成果的必然命运，学者们常常感叹“我们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因为工作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人来处处对话了。这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境界，意义、前程等等都只能从自己的心中生出来”。这时，可以支撑学者继续其工作的，只有内心的信念，他必须有强大的内驱力，去从事寂寞的思考。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学术大师，并不首先来自于外界的承认，而是来自于内心的信念。自许为学术大师未必是成为学术大师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其必要条件。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价值的学者，不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来支撑他长年累月枯坐在冷板凳上。最优秀的学者都是寂寞的，而且很可能终身寂寞，这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最大风险。

一个寂寞的学者要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承认，不时地走出书斋进行适当的自我介绍以及适度的自我表扬是必要的。1928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立之初，顾颉刚等人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校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及《民俗》周刊，连续刊登广告。如对于《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广告词称：“此书，为本校史学系主任顾颉刚先生所著。顾先生为当今史学界泰斗，其对于孟姜女故事的探讨，乃他为研究古史工作的一部分，而成绩之佳，不但在中国得到许多学者的钦佩，便是日本许多民族学家史学家及民俗学家，也很为赞许。诚为现代出版界中一部不很易得的产品。”这样的广告语曾让顾颉刚的许多中大同事很不舒服，但不可否认，也为顾颉刚及其民俗学壮大了声势，吸引了一大批铁杆粉丝。

1990年代之后，高校对于学者成绩的量化管理体制导致了学术论著的大量涌现，以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有独创性、有建设性的成果常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而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和似是而非的结论却充斥在学术史的叙述中。”大量陈陈相因的出版物无疑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阅读困难，如果不是选题需要，绝大多数学者都无暇去阅读同行的新成果。因此，青年学者主动、技巧地向同行推荐自己的学术成果也就成了扩大学术影响的必要手段。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已经逐渐远去，自卖自夸的王婆定律不仅适用于市场营销，同样适用于学术推广。常见的推广方式有三：一、向同行赠书。越是专业化的学术著作越难经由市场到达消费者手中，因此，主动把自己的著作赠送同行，是扩大学术影响的有效途径。二、召开新书讨论会。这是赠送图书的高级形式，一种变相强迫同行接受学术成果的方式。三、请同行写书评。在学术领域，即便是相近的专业方向，也是隔行如隔山，许多学者只能通过阅读书评来大致了解其他专业的学术成果，所以说，邀约书评是学术著作推广中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当然，以上无论哪种方式，作者的人缘积累都很重要。

学术论文的推广手法则相对更为多样。一、学术讲座。许多学者都会借助专题讲座把自己最得意的成果介绍给同行或研究生。二、同行评议。将论文提请同行批评，也是把论文推销给同行的一种方式。三、转载或摘录。“学术文摘对于解决信息时代日益尖锐的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对于扩大一般读者的知识面，对于普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甚至对于提高学术的知名度，都是很有益处的。”四、互相引证。论文影响因子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是被引用的频次，但事实上，专业的学术论文是很难被广泛引用的，只有那些专业方向最接近的同行才可能认真阅读这些论文，所以，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尤其是师门内部提倡互相引证、往复讨论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巴莫曲布嫫是当今彝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在史诗领域建树尤多，可是，某学者在会议期间送给巴莫一本关于“彝族史诗与文化研究”的专著，扉页居然额题“敬赠八嫫老师”，巴莫两字一个也没写对，足见其对巴莫只闻其名，未读其书，更遑论引用其著述了。

不同的学者会选择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自我表扬。比如，西南大学一位教授经常夸耀自己的博士论文只用18天就完成了，而更多的学者则喜欢强调田野调查的艰苦以及写作过程的苦涩。前者意欲强调自己敏捷的才情，而后者则是为了突显论文的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从而提升读者对于论文价值的想象。

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优秀的学术论著才会使用推广手段。有些学界要人出版一本随想录式的小册子，一样可以开个新书发布会，一样能听到许多赞誉之词。这时，“口碑”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影响因子。口碑是指学者们在非公开场合口口相传的学术评议，一般源于私下交流，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种非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往往比公开场合的学术评议更加尖锐、真实。

口碑主要形成于圈内，正如桑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真正的学者大师是一种口碑，是整个圈子抛弃利益成见的非利益评价。”钟敬文就常常借助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学术立场：“容观琼评教授的时候，我写了评语。他只给我一篇论文，我说一篇就行，可以做教授。文章一篇就可以看出水平，何必要十篇八篇。”“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

对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来说，圈外的名声多是虚名，圈内才是他生存和交流的空间，因此，口碑的力量可以对学者的行为形成强势约束。一个学者如果在公众视野中非常有名了，一般也就很少在学术圈内活动了。对于他来说，圈内圈外是两个世界，圈外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可是一回到圈内，谁也不买他的账。

在当代民俗学界，仅两位广西籍学者谭达先和过伟，每人编著图书就在50种以上，均可谓著作等身。可资比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魁立至今只有一本《刘魁立民俗学论集》，但是，刘魁立却能继钟敬文之后，连续三届当选为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不能不说是圈内学者“对他在民俗学上的渊博学识和独特贡献的肯定”。

由此可见，学者立身的根本是其出色的研究成果，非如此难以有好口碑，但是，有好口碑的学者未必能得到与这种口碑相匹配的政府荣誉或现实利益。因此，在出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好学术推广是一道锦上添花的学术工序。一个学者如果不谙此道，他至少应该培养一批忠实的学生或拥趸，以协助传播和颂扬其学术，否则，再出色的“珠”也只能厕身于眼花缭乱的“鱼目”中间，寂寞以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