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太监手术是割根，还是割蛋？明清时最残忍，后者说话声会变化

胡同口那个刚扎了小辫儿的孙女，不怕我，总跑来问我：“孙爷爷，您为啥跟别的爷爷不一样，说话细声细气的，也不长胡子？”

我笑了笑，摸了摸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白毛，指了指远处紫禁城的角楼。

“因为啊，”我告诉她，“爷爷我八岁那年，我爹娘收了五两银子，把我送进了‘净身房’，从此……就再也不是一个‘全乎人’了。”

01

我的故事，得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说起。

那年头，天不对劲。

先是闹拳匪，满世界“扶清灭洋”，紧接着，洋人的兵就打了进来，叫什么“八国联军”。

京郊的地全荒了，村里的人跟疯了的蚂蚁一样四处逃难。

我叫孙来福，那年八岁。

我只记得，我娘已经三天没从炕上爬起来了，我爹揣着最后半个黑窝头，坐在门槛上，眼窝深陷。

“来福，”他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跟爹走。咱家……得有个人活下去。”

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爹拉着我，走了大半夜，来到京城一条偏僻的胡同，在一个挂着“毕家老店”牌子的破败院子前停下。

我爹“扑通”一声，跪下了。

“刘师傅！刘师傅！行行好，收下这孩子吧！”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只穿了坎肩的独眼龙，刀儿匠刘师傅走了出来。

他手里拎着个酒壶，满嘴的酒气。

他看都没看我爹，只是低头，像打量牲口一样，抓起我的手腕，又掀开我的破棉袄，最后，他一把扯下了我的裤子。

我吓得尖叫。

“根骨还行。”他咕哝了一句，松开了手。

我爹磕头如捣蒜：“师傅！求求您，给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吧！”

“选择？”刘师傅冷笑一声，吐了口唾沫，“进了我这扇门，就没得选！”

他拎起我，像拎一只小鸡：“你爹不懂规矩，我来教你。

想进宫当差，就得‘净’。

这‘净’，不是前朝那会儿只割俩蛋（睾丸）就完事的。

那是‘宫刑’，是惩罚！”

“咱大清的规矩，”他指了指屋里，“是要‘尽去其势’！小子，听清了，鸡蛋都要一并‘去根’。

这叫‘一刀清’，这才是对主子的‘忠心’。

只有这样，你才能进宫伺候主子。

你爹娘拿了那五两银子，就是签了你的‘生死契’！”

我爹还在磕头：“全切！全切！求师傅给条活路！”

我没听懂什么是“全切”，我只知道，我被拖进了一间屋子。

屋里没有炕，只有一条长凳。

我被绑在了凳子上，手脚动弹不得。

没有麻药。

刘师傅的徒弟撬开我的嘴，灌进了一大碗滚烫的、不知名的汤水。

那水像一团火，从我的喉咙一直烧到肚子，我呛得眼泪鼻涕直流。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滚烫的花椒水，能让人辣到麻木。

刘师傅从墙上，取下了一把巴掌长、月牙形的银刀。

“小子，”他俯下身，酒气喷在我脸上，“忍着点。

喊破了喉咙，也没人救你。

熬过去，你就出息了。”

我只记得，他按住了我。

然后，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撕心裂肺的剧痛，从我的两腿之间炸开！

我甚至没能喊出声，那股剧痛就淹没了我。我当场就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恶臭熏醒了。

我躺在一个地窖般的屋子里，又暗又热，一丝风也不透。

后来我才知道，这叫“蚕室”，是专门给刚净身的孩子养伤口的，模仿蚕茧里的温度，伤口不容易感染。

我低头，下身被厚厚的、泡过猪胆汁的凉布裹着。

一根白蜡做的细管，从布的中央插了进去，用来引流。

我就像一条蛆，在蚕室里躺了三天。

第三天，刘师傅来了。

他解开了我身上的布，冷冷地看着我：“小子，是龙是虫，看今儿了。”

他拔出了那根白蜡细管。

“过水吧。”他说。

“过水”，就是净身后的第一次排尿。

我使劲，可什么也尿不出来。

伤口因为肿胀，把尿道口堵死了。

我感觉我的肚子像个皮球，快要炸开了！

“尿！”刘师傅一脚踹在我肚子上。

我疼得在地上打滚，眼泪狂飙。我知道，如果这泡尿尿不出来，我就会被活活憋死。我爹娘那五两银子，就白拿了。

“啊！”

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发出了我这辈子最后一声属于“男孩”的嘶吼。

一股滚烫的、带着血丝的尿水，终于喷了出来。

刘师傅那张面无表情的脸，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点了点头：“活了。”

02

在蚕室养了三个月，伤口结了疤，我活成了。

刘师傅把我领出了那个院子，转手卖给了宫里的一个管事太监。

我就像一袋米，一捆柴，被领进了那道高高的红墙。

那年我快九岁了。

接下来的几年，我跟宫里其他新来的“小么子”一起，干最粗的活。

刷恭桶、倒炉灰、在冬天的河水里砸冰洗衣。

我发现，我的身体“停”住了。

跟我同龄的男孩子，本该开始蹿个儿、嗓子变粗、长出喉结。

我没有。

我长高了，但长得像一根细竹竿。

我的脸，始终是八岁时的样子，光溜溜的。

最大的变化，是我的声音。

它没有像村里的二哥那样，在一夜之间变得低沉、沙哑，而是永远停留在了我净身前的那一刻。

它不是女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是圆润的，是有起伏的。

我的声音，像一把漏风的破笛子。

又尖，又薄，没有胸腔的共鸣，飘忽忽的，像庙里的鬼叫。

我十五岁那年，终于熬出了头，被分去伺候一个老太监，我的师父，张德海。

张德海是御茶房的“掌案”，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第一次见他，吓了一跳。

他……他有胡子！

虽然只是下巴上几根稀疏发黄的短须，但那确实是胡子。

而且他说话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

那是一种沙哑、低沉、像砂纸磨过木头的“公鸭嗓”。

我后来才知道，张德海师父，是二十岁成年后才“自宫”入宫的。

他净身时，喉结和声带已经发育成熟了，所以声音虽然难听，但底子是“男声”。

他第一次听我说话，就给了我一巴掌。

那天我给他端洗脚水，不小心洒了一点。我赶紧跪下，用我那个又尖又薄的“真童声”求饶：“师父……奴才错了……奴才……”

“啪！”

一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

“闭嘴！”张德海师父厌恶地看着我。

“你这破锣嗓子，”他一脚踹在我心口，“是‘鬼叫’！主子们最忌讳这个！你这么说话，是想被拔了舌头吗？”

我吓得不敢吭声。

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灯下。

“来福，”他冷冷地说，“想在宫里活下去，你得重新‘学说话’。”

他教我，必须故意捏着嗓子，把那个又尖又薄的“童声”，修饰成一种柔和、讨好、嗲声嗲气的“假声”。

“你听着，”他亲自给我示范。

他明明是“公鸭嗓”，却硬生生把调子拔高了八度，尾音拖得又软又长：

“主子爷……您吉祥……”

我听得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这，”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这才是咱们奴才该有的‘皮’。”

“你那个‘真声’，是你，是你孙来福的‘骨头’。”

“这个‘假声’，”他又捏着嗓子说了一句，“是你的‘皮’。

在宫里，你得把‘骨头’藏起来，只披着这张‘皮’。

披得越像，你就活得越久。”

我花了整整半年。

每天天不亮，我就跑到御花园的角落里，对着石头练习。

“主子爷……您吉祥……”

“主子娘娘……您万福……”

我从一开始的满脸通红、羞耻得想死，到最后，能熟练地用那张“皮”说出任何话。

我的那个“真童声”，被我死死地锁了起来。

张德海师父终于点了点头：“行了，现在，你听着像个‘全乎’的奴才了。”

他顿了顿，用他那沙哑的“真声”，补了一句：

“来福，记住。在这宫里，你原来的声音……是你自己的。

而这个假嗓子，是你的‘命’。”

03

我十五岁那年，因为“皮”学得好，师父张德海把我送进了储秀宫，伺候一位失宠的瑜贵人。

这是我噩梦的开始。

瑜贵人很美，但那是一种已经凉透了的美。

她像一尊供在冷宫里的玉菩萨，身上没有一丝活人的热气。

她见不到皇上，宫里所有的怨气、无聊和扭曲，就都撒在了我们这些奴才身上。

伺候她，比伺候我师父张德海要难一百倍。

在御茶房，犯了错，师父最多是打骂。

但在储秀宫，瑜贵人折磨人的法子，是不用脏字的。

伺候她梳头。

我必须跪在她身后，手里捧着象牙梳子，嘴里还得含着另一把黄杨木梳——用嘴里的热气“温”着，因为她嫌象牙的太凉，会“惊”了她的头皮。

她一伸手，我就得把温好的木梳递上去。

有一次，我慢了半拍。

她没有骂我。她只是拿起了那把尖尾的象牙梳，看也不看，反手就插进了我的手背。

“噗”的一声，像锥子扎进豆腐。

我疼得浑身一哆嗦，但连一丝抽气声都不敢发出来。

我必须跪得笔直，眼睁睁看着血，顺着梳子齿，滴答滴答落在我青砖色的奴才服上。

她从镜子里看着我：“手稳点，惊了驾，要你的命。”

伺候她洗脚，水温必须用我的手腕内侧去试，不能热一分，不能凉一分。

那天晚上，我试好了水温，她把那双“金莲”放进去，泡了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忽然说：“凉了。”

我赶紧把水倒掉，重新去兑。

第二次，我又试得准，她放进去，又说：“烫了。”

我再去换。

第三次，她干脆一脚踹翻了铜盆，滚烫的洗脚水浇了我一头一脸。

她只是淡淡地说：“没用的东西，连盆水都伺候不好。”

我跪在地上，浑身湿透，不敢擦脸上的水，也不敢擦额头的血。

我知道，她不是嫌水，她是嫌“命”。

我最怕的，是“守夜”。

瑜贵人睡不着，她会让我跪在她的床榻外，隔着那层纱帐，一遍一遍地，给她念宫外的戏文。

她有要求。

我必须用那个“假嗓子”，那个我师父教我的、捏得又软又嗲的“娘娘腔”去念。

“……小~生~这厢有礼了……”

我的嗓子，本来就是又尖又薄的“童声”，再这么一捏，就像是用指甲在划玻璃。

我念得自己都想吐。

但她喜欢听。她说，这声音，才像个“奴才”。

我常常要从二更天，一直念到五更天，念到嗓子眼里全是血腥味，她才会满意地睡去。

而在宫里，这些都不算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我的“病根”。

刘师傅当年那一刀“尽去其势”，是“一刀清”。

可这“清”的代价，就是我的尿道口，那块新长的嫩肉，一辈子也长不好。

我有了所有“全切”太监都会有的病——“尿道瘘”。

我兜不住尿。

无论白天黑夜，那股骚臭的尿液，都会顺着我的裤管，一滴一滴地往外渗。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裤裆里，垫上厚厚的棉花灰包，草木灰吸水。

我每天身上都揣着三四个灰包，一有机会，就跑到没人的角落里去换。

我拼命地洗澡，拼命地往身上熏香，就是怕主子闻到。

可我还是没躲过去。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

储秀宫里连一丝风都没有。

瑜贵人正歪在榻上喝冰镇的酸梅汤。

我跪在地上给她打扇，身上的汗和那股骚臭味，混在一起，终于没盖住。

瑜贵人端着碗的手，停在了半空。

她秀气的鼻子，轻轻地嗅了嗅。

她没看我，只是皱起了眉头，厌恶地问身边的宫女：“……什么味儿？这么臭。”

我“扑通”一声，当场就磕了下去，头抵在冰凉的地砖上，浑身抖得像筛糠。

宫女也闻到了，她走过来，在我身上闻了闻，赶紧捂住了鼻子：“回主子……是……是孙来福身上的味儿。”

瑜贵人放下了碗。

她没有骂我，她甚至笑了。

她捂着鼻子，对那两个守在门口、膀大腰圆的壮太监（摆了摆手：

“去。”

“把孙来福带去净房，用刷马桶的那把硬鬃毛刷子……”

她顿了顿，轻描淡写地说：

“……给他‘洗洗’。”

我被那两个壮太监拖了出去，像拖一条死狗。

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尖叫。

当那把沾满了陈年尿垢、刷马桶用的硬刷子，狠狠刷在我大腿根和下身伤疤上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疼。

我只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我师父张德海没教我的、但我自己悟出来的另一句话：

“我不是人。”

“我只是个物件。”

0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皇上和老佛爷前后脚“宾天”（去世）了。

宫里哭成了一片。我跪在储秀宫的院子里，跟着大家一起“嚎丧”，脸上全是泪，心里却一片冰凉。

瑜贵人哭得最凶，因为她的靠山，彻底倒了。

紧接着，一个才三岁的小孩溥仪被抱上了龙椅，年号宣统。

这之后，宫里的日子就更乱了。

我熬到了四十多岁，终于熬成了一个“中管事”，手底下也管着几个小么子。

我不再需要去伺候瑜贵人洗脚，她也熬成了“瑜太妃”，只是更老，也更没人搭理了。

我以为我会在这个“管事”的位置上，一直干到死。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那边，响了炮。

一开始，宫里没人当回事。

可没过几个月，风向就全变了。

宫里头，人心惶惶。

主子们不骂人了，奴才们也开始偷懒了。

每个人都在悄悄地往自己屋里塞东西。

“大清……要亡了。”

这个话，像鬼火一样，在宫里到处飘。

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皇上退位了。

那天，退位的诏书念完，宫里一片死寂。

我回到储秀宫，去看我的“老主子”瑜太妃。

她还住在那个院子，但所有伺候的宫女和太监，都跑光了。

满地都是被撬开的箱子，和她来不及带走的绫罗绸缎。

她一个人，穿着那身最华贵的凤袍，疯了一样地往一个包袱里塞珠宝。

金簪、玉镯、东珠……她塞得满头大汗，嘴里还念念有叨：

“我的……这都是我的……不能留给那些乱党……”

她看到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孙来福！快！你来得正好！你帮我拿！你带我出宫！我……我赏你……我赏你一千两银子！”

我站在她面前，看着她那张因为贪婪和恐惧而扭曲的脸。

我忽然想起了三十年前，她让我用嘴“温”梳子的那个下午。

我笑了。

我清了清嗓子，用那个我锁了三十年、又尖又薄的“真童声”，开口了。

我说：“主子，大清……亡了。”

瑜太妃塞珠宝的手，当场就僵住了。

她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我，像是第一次认识我。

“你……你……”她指着我，“你的嗓子……”

我没再理她，转身走了出去。

那之后，皇上还住在紫禁城里，但我们这些奴才，已经成了“没主子”的鬼。

这样的日子，又苟延残喘了十几年。

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那个冬天，冯玉祥的军队，开进了紫禁城。

“砰砰砰！”

士兵们用枪托砸开了宫门。

“都滚出来！都滚出来！”

“奉国民军命令！驱逐溥仪！所有太监、宫女，即刻出宫！不许带走一针一线！”

我们被枪口顶着，像一群羊一样，被赶到了神武门。

我四十多年没出过这道门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早忘了。

我被人流推搡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金银财宝？我一分没拿。

主子？早就没主子了。

我……我还能带走什么？

忽然！

我像疯了一样，猛地想起了一件事！

我的“宝贝”！

我那个“一刀清”时割下来的“宝贝”！它还存放在“宝房”的瓦罐里！

我这辈子已经是个“残缺人”了，我不能死后还做个“残缺鬼”！我必须拿回它！我得“完整”地下葬！

我逆着人流，拼了命地往“宝房”的方向跑。

“站住！回去！”一个士兵用枪托砸在我背上。

我摔倒在地，又爬起来，疯了一样地往前冲。

当我跑到那个我存放了“命根”的小院时，我傻了。

“宝房”的门，早就被乱兵踹开了。

满地……满地都是打碎的瓦罐。

那些泡在石灰里、已经干瘪萎缩的“宝贝”，撒了一地，像一堆风干的烂蘑菇，被人踩在脚下。

我“扑通”一声跪在了瓦砾堆里。

我疯了一样地刨，用指甲去扒那些碎片和石灰。

“我的……我的在哪儿……”

“孙来福……刻着‘孙来福’的罐子……”

我刨得满手是血，指甲都翻了过来。

我什么也没找到。

我的“根”，我的“宝贝”，我“完整下葬”的最后一点指望……

没了。

05

紫禁城外的天，是灰蒙蒙的。

我站在护城河边，看着车水马龙，听着那些我不懂的“洋车”喇叭声和叫卖声，我才发现，我什么都不会。

我不会种地，不会做买卖，不会拉洋车。

我这辈子，只学会了三件事：伺候人、用假嗓子说话、忍受疼痛。

可现在，没人需要我伺候了。

我成了流落北京街头的“废人”。

我那副“不男不女”的嗓子，走到哪儿，都会引来一群半大小子的围观和嘲笑。

他们跟在我屁股后面，捡起石头砸我，学我说话：

“不男不女的老怪物！”

“皇上都没啦！你个阉狗还活着干嘛！”

我只能抱着头鼠窜。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地方——京城郊外，一座破败的“太监庙”（万安寺）。

这里，住着几十个和我一样，被赶出宫、无家可归的老太监。

我们挤在大通铺上，靠给寺庙扫地、糊纸钱、领一点善堂施舍的馊粥，苟延残喘。

我们这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病”。

因为当年“全切”，我们的尿道口，在几十年后，都开始溃烂、流脓。

我们裤裆里垫的灰包，从“吸尿”变成了“吸脓”。

整个寺庙里，都弥漫着一股死亡和腐烂的恶臭。

我们不聊天，也不说话。

每个人都麻木地躺着，像一堆等着被风吹走的垃圾，安静地……等死。

我以为，我就会这么臭烘烘地、烂死在这张通铺上。

又过了很多年。

我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只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寺庙里的香火都断了。

我七十多岁了，老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草席上等死。

忽然，寺庙的破门，被“砰”的一声踹开了。

我们这群老太监，吓得哆哆嗦嗦地缩在角落。

我们以为，又是哪路的兵爷，来抢我们最后一点口粮了。

冲进来的，是几个穿着灰色棉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

他们很精神，但我们不认识。

他们没拿枪，也没骂人。

领头的那个年轻干部，皱着眉头，在屋里看了一圈，又闻了闻那股恶臭。

他没嫌弃，只是问：“谁是管事的？”

我们谁也不敢吭声。

“老乡们，”那个干部开口了，“别怕，我们是解放军，是人民政府的。”

“从今天起，北平……哦不，北京城，解放了。”

我们听不懂什么叫“解放”。

我们只看到，第二天，他们又来了。

这次，他们带来了医生——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还有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干净的纱布和刺鼻的消毒水。

他们没有骂我们“阉狗”，也没有嫌弃我们“骚臭”。

医生给我们这些下身溃烂的老太监，一个一个地“治病”。

那个干部说：“老先生们，你们是旧社会的受害者。你们受苦了。”

“受……受苦人？”我活了七十多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不敢信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他们拆掉了我们发霉的草席，换上了干净的棉被。

他们按月给我们发“救济粮”，是真真正正的白面馒头。

他们还组织我们这些老太监……搞“识字班”。

那年冬天，那个年轻的干部（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胡同口那个小孙女的爷爷），来给我们发一张“证”。

那是一张崭新的、印着红旗的卡片。

“老先生们，”他喊道，“这是‘北京市居民身份证’。有了这个，你们就是新中国的正式居民了！”

他挨个发。

“张德海！”

我师父（他居然也还活着！）颤巍...颤巍巍地站起来。

“孙来福！”

他喊到了我。

我受宠若惊地走上前。他问我：“老先生，叫什么名字？”

我愣了半天，习惯性地捏起了那个“假嗓子”，刚要说“奴才……”

那个干部笑了。

他把证件塞到我冰冷的手里，一字一句地纠正我：

“孙来福同志。”

“从今天起，没有‘奴才’了。”

我低着头，借着油灯的光，看着那张崭新的证件。

在“户主”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孙来福。

在“性别”那一栏，更清楚地写着一个字：

男。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纸，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了一整夜。

我当了一辈子“物件”，当了一辈子“奴才”。

在新中国，我终于……又活成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