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没有牺牲，55年授衔时，能授什么军衔？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外的石阶上——’要是董军长还在，这合影里肯定有他。’警卫员低声对身旁的老战士说。”一句随口的感慨，把在场人的思绪拉回十八年前的高台城。那场鏖战淹没了董振堂，而此刻人们却忍不住设想：如果他熬到今天，会佩戴怎样的将星？

当年授衔评定的硬杠杆摆在那里：红军时期须担任军团级主官，抗日阶段起码是师长，解放战争最好统率纵队或野战军；战功、威望和资历缺一不可。细细对照，董振堂几乎每项都踩线甚至超额。红五军团的番号自1931年宁都起义后立住，兵力、装备、干部体系皆成型——那是中央红军在最窘迫时突然“长”出的一条臂膀。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七个团，级别与彭德怀、林彪相当，这一点是档案能佐证的硬实绩。

把时间拨回1917年，新河小镇的少年挑着行李进了清河陆军中学。口袋里没几枚铜板，却敢跟同窗讲一句“总得让穷人翻身”。三年后考入保定军校，毕业时已能画精细的地形图，会用德式步枪、法式迫击炮。旧军营看中他，冯玉祥也看中他；他选择跟随西北军，不是因为职务肥，而是发现这支部队里“能听见老百姓的声音”。

冯玉祥与各路军阀不同，喜欢在操场上搞演讲，还让部队里接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共产党早期宣传册。这种杂糅的气氛，使董振堂对革命口号并不陌生。北伐打到山海关时，他已是整支编制最年轻的师长，刀口舔血得来的军衔，却没有熄灭他想进一步“换天”的念头。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他所在部队被缩编为26路军。降职做旅长，他并不沮丧，而是盘算着“打不打得过江西那帮红军”。蒋介石把26路军派往围剿中央苏区，本意是让这支“杂牌”给红军送人头，没想到董振堂与赵博生暗中串联。1931年12月14日凌晨，枪声撕裂宁都夜空，近两万官兵掉头向反方向开火，宁都起义就此爆发。起义部队随后被编为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成为中央红军的第三把尖刀。

次年湘江，中央红军要过河，红五军团断后。董振堂给营长们下死命令：“只准往前看，不准回头找我。”几天三夜，24师打到只剩一个加强连，仍拖住了薛岳集团军的主力，为大部队脱困赢下最后二十四小时。有人说，这一仗若无红五军团，湘江会成为更惨烈的“血江”。

长征路上，军团再被抽出组成西路军。西北风刮脸如刀，沙窝里埋着马匪的暗哨。董振堂一句土话“人不硬，不配叫西北汉子”，便把士气吊起来。从甘肃山丹到青海临泽，他硬生生啃下一个个弹药库，为全军筹到最后几车粮弹。可惜1937年1月，高台一役马家军的钢炮还是砸穿了矮城墙。三千将士鏖战九昼夜，援军被阻，子弹耗尽，董振堂与团部人员在最后一次突围中全部牺牲，仅百余人潜出。

如果那一枪偏了一寸，或者援军早到半日，董振堂的履历会继续延长。按八路军的序列，他大概率接管一个主力师，与刘伯承、徐向前并列；或许他会进驻敌后晋冀鲁豫根据地，整训出一支装备精良的基干旅。进入解放战争，三大野战军少不了再添一个番号，比如“第十野战军”或“中原第二兵团”，主将便是他。这样一路打到渡江，级别直上兵团司令，军委排名自然在十大将之列，甚至冲击元帅也非天方夜谭。

有人质疑：授衔标准里还强调全国知名度和统帅认可度，董振堂牺牲早，声望是否差点火候？可别忘了，宁都起义给中央苏区带来了一半的兵力和三分之一的重火器，这份“救急功”与彭德怀在湘江的功劳性质相似。再加上他身为西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对大西北的开拓作用特殊。综合战功与资历，至少是大将，若后续功绩再添，冲元帅不奇怪。1955年的评衔细则里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活到抗美援朝”，因此董振堂的缺席，纯粹因为那年冬天倒在高台。

有意思的是，如今翻看档案，军委一局在1955年初的预案里还专门列了一个“如在世将帅名单”，董振堂排在第四位，后面标注“待议”。档案没写结果，因为现实不允许“待议”发生，但它昭示着一种被承认的可能性——董振堂完全具备元帅起点。

试想一下，那天的授衔典礼上，身材魁梧的河北汉子站上台，胸前佩戴一排勋表。彭德怀或许会拍拍他肩膀“老董，你终于比我矮一颗星了”；他大概会回一句“咱们都是给共和国当班长的”。对许多老兵来说，这一幕永远只能在脑海里播放，却足够让人相信，历史若给他多留一条命，他一定会站在将星最闪耀的那一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