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与孔氏家

晚明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性增强，原有的人伦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阳明及阳明后学那里，出现了一些关于人伦诠释的新态势，特别是朋友一伦的地位得到了抬升与强化，而到了何心隐那里，朋友一伦变得越来越重要，他把朋友强化得甚至比君臣、父子更重要，认为朋友关系应超越传统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何心隐以“讲学”为生命，充满师道的自负，在他那里，孔子已非如传统儒家所言，仅仅作为道统中的人物了，孔子甚至成为教主。孔子能成为“教主”而贤于尧舜，重要处就在于讲学，而讲学则突出了“朋友”一伦的重要意义。孔子正是通过讲学活动与讲学共同体把儒家讲的仁爱的意义突显出来，后世若要传承此仁学，也必然依靠讲学与讲学共同体。
在何心隐那里，朋友之间可以“以仁设教”，因为仁开展教育活动，他讲，只有通过交友、结朋之道，才能汇聚天下最优秀的人才。凭借仁德来推行教化，那么天下自然就归于仁道了，只有聚天下之英才，方可让仁教最广泛地遍布，而聚英才，就需要朋友，而好的朋友关系可以让父子、君臣关系更加健康地实现。通过朋友的相互砥砺，人的家庭关系可以变得更和谐。陈来先生指出，何心隐“此时的主张是‘聚友为家’，实际上是以讲会为家，要把明代中后期的讲会，变为一种‘家’化的朋友组织”，“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化当时流行的讲会的一种社会构想”。何心隐“把讲学的载体主要放在朋友一伦，故特别予以重视”，“讲会的会是模拟家的” 。在何心隐看来，孔子通过讲学奠定“孔氏家”，这成为超越血缘的“家”，使人与人最广泛地连接在了一起，反而成为一切伦理的奠基性基础。
何心隐从“泰卦”出发阐发“友”的意涵，可以说“朋友”是拟天地之交而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地正因为相互交往而有了天地万物，上下之间相互交往才能志同道合，所有人伦关系都体现了“交”之道，但是兄弟、夫妇会，父子会过分亲近，君臣会仗势欺人或讨好领导，甚至其他人与人之交的交际，都会存在问题，都有所偏颇，不能体现天地之交的“大”，能体现天地之交之大的，就是朋友之道，其关键就在于“学”。

朋友一伦很特殊，与其他四伦有所不同。朋友是相互的，你是我的朋友，同样我也是你的朋友，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交而友”“相友而师”，故而“五伦”中唯有师友一伦符合平等的关系，是最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关系，正是此种“相互性”“平等性”保证了朋友之交可以超越其他伦理关系，在何心隐这里，“相互”必然以“学”为枢纽，朋友交往正是通过讲学而交心，相互促进。何心隐强调朋友一伦，前提是“天地之公”“万物一体”，他针对的是明末以来人的陌生化倾向，从“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过分强调亲疏贵贱之分或上下尊卑之别。
在传统社会，儒家内部对友伦的重要性看法并不一致，甚至有认为当取消友伦，认为朋友不能与其他四伦并列者；但到了现代，在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与思考当代伦理道德重建问题时，朋友的重要性则愈发突显。在五伦结构中，“朋友是同类人，朋友‘同类’，特指心志相类”，朋友以志相合，超越了天生的血缘关系，此种超越，恰有面向“陌生人”的可能。同时，“志”内涵于朋友，就说明朋友相交，是内涵道德理想的，而绝非无目的性的交往。王阳明讲“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于道，莫贵于德。道德之所在，齿与位不得而干焉”，即真正的友谊，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植根于品德的土壤中。普天之下没有比道义更崇高的准则，也没有比品德更珍贵的财富。当道义与品德彰显之处，辈分高低与地位尊卑都无从干预。沟口雄三认为，阳明学促进了道德的民众化，礼教的渗透化，道德共同体的成员扩大了相互帮助和社会参与。而此一道德共同体的成立，离不开成员之间的参与性活动。
何心隐特别将讲学与朋友连接在一起，为非血缘关系的人的道德生活，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即非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讲学确定某种共同性，而此种共同性，是天地之道的呈现，内在具有崇高的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