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明明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名声？

首先需要澄清：“诸葛亮是失败者” 的说法，只聚焦于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终极目标未达成，却忽略了他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创造的 “不可能的成功”—— 这些成就本身已足够震撼，为他的名声奠定了事实基础：

• 以弱抗强的战略奇迹：刘备三顾茅庐时，蜀汉只是 “无立足之地” 的流亡势力，而曹操已统一北方、孙权割据江东。诸葛亮的《隆中对》不仅为刘备规划了 “三分天下” 的清晰路径，更在后续实践中亲手推动：联合孙权打赢赤壁之战（挫败曹操一统的可能）、夺取荆益二州（为蜀汉奠定基业）、治理蜀地时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让贫瘠的益州成为 “天府之国”，甚至能支撑多次北伐 —— 这种 “以一州之地抗天下” 的能力，本身就是战略与治理的双重成功。
• 人格与操守的绝对 “成功”：相较于同时代的权臣（如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父子谋朝篡位），诸葛亮终其一生践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备托孤时他承诺 “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掌权后不谋私利、不搞党争，甚至在《出师表》中主动公开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这种 “权倾朝野而不专权，功高震主而不谋私” 的操守，在封建时代堪称 “臣道典范”，是超越 “成败” 的人格成功。

诸葛亮的 “失败”（北伐未竟、星落五丈原），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形象，反而让他成为中国文化中 “悲剧英雄” 的巅峰代表 —— 悲剧的感染力，往往远胜于圆满的结局：

•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精神力量：诸葛亮晚年面对的局面，早已是 “汉之倾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后，蜀汉国力大损，人才凋零（“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而曹魏已稳定北方、人口与经济碾压蜀汉。他明知北伐成功的概率极低，却仍坚持 “六出祁山”，理由是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这种 “为了理想，哪怕粉身碎骨也不妥协” 的执着，恰恰击中了中国人对 “坚守” 的精神共鸣：比起 “成功者”，人们更敬佩 “为理想拼尽全力” 的人。
• 悲剧结局的 “共情加成”：他的人生终点充满了遗憾：第五次北伐时，他已积劳成疾，却仍在五丈原 “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最终在 “再不能临阵讨贼矣” 的叹息中病逝；甚至临终前还在安排后事（退军、保蜀），连 “死而后已” 都做到了极致。这种 “理想未达却耗尽一生” 的悲剧，让后人在惋惜中更易产生共情，进而将他的形象升华 —— 就像屈原投江、岳飞含冤，悲剧往往让英雄的精神更易流传。

诸葛亮的名声之所以能跨越千年、深入人心，更离不开后世文化的持续 “加持”—— 他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而是被塑造成 “智慧”“忠诚”“正义” 的代名词：

• 文学作品的 “神化”：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将诸葛亮的形象推向顶峰：“舌战群儒” 显辩才、“草船借箭” 显智谋、“空城计” 显胆识、“七擒孟获” 显仁政，甚至加入 “借东风”“禳星续命” 等传奇情节，让他从 “杰出政治家” 变成 “近乎神的智者”。《三国演义》的普及度（远超《三国志》），让 “诸葛亮 = 智慧忠诚” 的印象深入民间，成为全民级的文化记忆。
• 官方与民间的双重推崇：从封建王朝到民间社会，都在主动 “强化” 诸葛亮的形象：官方层面：历代统治者推崇他的 “忠君”（如蜀汉后主追谥他 “忠武侯”，唐代将他列入 “武庙十哲”，宋代为他建祠立碑），将他作为 “臣子楷模” 教化百姓；民间层面：百姓敬佩他的 “爱民”（治理蜀地时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和 “执着”，为他建武侯祠（成都武侯祠至今香火旺盛），甚至将他纳入 “民间信仰”（如道教将他奉为 “智圣”，民间遇事会祈求 “诸葛保佑”）；
• 文化符号的 “渗透”：诸葛亮的形象早已融入语言、艺术、甚至价值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让他成为 “智慧” 的代名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成为中国人表达忠诚与担当的经典话语，戏曲、影视、游戏中他的形象始终是 “正面智者”—— 这种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让他的名声突破 “历史圈”，成为全民共识。

归根结底，诸葛亮的高名声，本质是中国文化对 “理想人格” 的一次集体选择：他有 “智者” 的才华，却不搞权谋；有 “权臣” 的权力，却坚守忠诚；有 “英雄” 的志向，却不避失败。他的 “失败” 让他更真实，他的 “坚守” 让他更崇高，而后世的文化塑造又让他成为 “智慧与忠诚” 的化身 —— 比起 “成功或失败”，人们更愿意记住那个 “为了理想，拼尽一生” 的诸葛亮，因为他身上藏着每个人对 “成为更好的人” 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