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国级”到“煤老板”：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一群沉默的执法者

独立评论人 邓启金

一、骗局核心：前高官“站台”铺就1.65亿诈骗之路

神木，这座靠煤炭撑起的县级市，从未缺少因“项目审批”滋生的利益纠葛。2009年，当地启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明盘”项目，巨额利润空间让投资人王和平趋之若鹜——他攥着真金白银，缺的只是打通审批的“门路”。而骗子高志强的出现，恰好精准击中了这份“权力焦虑”。

高志强的骗术算不上高明，却精准利用了“权力符号”的杀伤力：他先是向王和平兜售“能撬动北京高层”的虚假人设，随即抛出致命诱饵——安排其与两位重量级前高官见面。一位是曾任陕西省副省长、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宗兴，另一位是曾任山西省委书记、时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的胡富国，而胡富国之子胡志强，当时正担任涉案项目所在地榆林市的市长！

这场精心策划的“会面秀”，成了骗局的关键转折点。对王和平而言，副国级、前省委书记的亲自现身，绝非普通社交，而是“关系硬、能办事”的最强背书。紧随其后，高志强又指导王和平向胡富国任职的协会捐款200万元，向其老家小学捐赠40余万元电脑——这套“攀附权力”的操作，彻底击溃了王和平的防备心。从2009年到2012年，他先后17次向高志强等人转款1.453亿元，再为所谓“宁夏煤矿项目”追加2000万元，累计1.65亿元的“打点费”，全成了骗子囊中之物。

二、荒诞现实：骗局败露后，执法者集体“失声”

2016年，当王和平得知心仪项目早已批给他人时，这场持续6年的骗局才轰然倒塌。可比被骗更绝望的，是维权路上的处处碰壁。面对索款，高志强不仅嚣张拒绝，更放言“钱已送给领导”，还威胁王和平“小心家人性命”——一句赤裸裸的恐吓，背后暗藏的权力魅影令人不寒而栗。

王和平开始了漫长的报案之路，却遭遇了执法系统的诡异“沉默”：榆林、神木警方收到他的报案材料和转账证据后，初查即停，甚至未留下任何报案记录，完全无视《公安机关接报案与立案工作规定》中的“三个当场”制度；2020年北京朝阳警方立案后，四年间未开展任何实质调查，最终竟以“无犯罪事实”草草撤案。一边是骗子拿着巨额赃款逍遥法外，甚至继续用同样手段诈骗他人；一边是受害者债台高筑、求告无门，司法机关的不作为，比骗局本身更践踏法治尊严！

更值得玩味的是，高志强口中“钱已送给领导”的辩解，与执法者的反常沉默形成了刺眼的呼应。神木并非没有“官商勾结”的前科——此前刘旭明40亿诈骗案中，公安局长授意取保候审；张孝昌101亿集资案中，多名官员牵涉其中。如今1.65亿诈骗案的查办受阻，很难不让人联想：是否有权力之手在暗中干预？两位前高官虽未必直接分赃，但其身份被骗子滥用形成的“权力保护伞效应”，是否成了涉案人员规避查处的挡箭牌？

三、犀利拷问：权力符号异化下，法治底线何在？

这场骗局最荒诞的地方在于：骗子能轻易借到前高官的“身份背书”，受害者却始终无法撬动执法者的“正常履职”。副国级、前省委书记的会面，本应是公职身份的正当体现，却被异化为诈骗的“道具”；司法机关本应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却沦为漠视受害者的“沉默群体”——这背后暴露的，是权力符号管理的巨大漏洞，更是基层法治的严重失守。

高志强的骗局能得逞，本质上是利用了资源型地区“权力主导审批”的潜规则。在神木，“有关系就能拿项目”的惯性思维，让“权力迷信”成了投资者的通病，也给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执法者的沉默，则进一步印证了“权力阴影”对司法公正的侵蚀——当报案人的证据被无视，当骗子的恐吓无人追责，法治的权威性便在一次次“不作为”中消磨殆尽。

如今，中央巡视组的介入让案件出现转机，神木警方终于重新受理报案。但公众要的绝不止于此：1.65亿赃款流向何处？“钱已送给领导”是否属实？执法者为何长期不作为？前高官的“站台”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这些问题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允许以“不知情”“无关联”草草收场。

从副国级高官的身影，到煤老板的血泪，再到沉默的执法者，这场1.65亿的骗局，撕开了资源型地区权力与资本纠缠的丑陋伤疤。若不能彻底查清背后的权力魅影，若不能严惩失职渎职的执法者，若不能破除“权力迷信”的土壤，今天的王和平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明天的神木，还会有新的骗局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