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第二章 加入“游戏”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动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
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在对骑手零工进行记录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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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是 2016（年）吧。在老家做水泥工。人家欠我二十多万，要不上来。没有活儿了，也不能在家闲着。就来北京。一个老乡说让我来北京跑外卖。坐夜车，第二天四五点钟到北京站。那天早上下大雨。天冷。老乡把我领到一个站点。我没地方住，人家那站长就把办公室那床给我，让我在上面睡一觉。…… 那人真是好，也不催你。我去了看人家跑外卖，不知道怎么跑，不会用智能机，所以不太想干。他（指站长）也不催我，每天笑眯眯，人也平和。让我在那儿睡了三个晚上。我觉得不好意思，决定学着跑外卖。

高喆是美团众包的一名骑手。2017 年我在北京潘家园的一家粥铺做田野时认识了他。他三十岁左右，高高瘦瘦，长脸，黝黑，略显苍老。跟他一起的骑手都叫他老高，我也索性这么称呼他。高喆是山西襄汾人，说话慢条斯理。他已经结婚，老家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个傍晚，我俩约在潘家园粥铺，他慢慢地给我讲自己加入外卖的经历。一路听下来，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不停地刷手机、挑单子、能够熟练浏览各种 App 的汉子，竟然曾经完全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甚至十分害怕使用智能手机。老高打开手机地图，指着上面的定位箭头，说：

刚开始，不会看地图。那些箭头怎么指，不清晰。不知道它是往哪里指。带我的师父发现了，说你怎么老瞎跑。

在后续的田野中，我发现老高所描述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长期在农村或工厂做工的劳动者来说，智能技术离他们始终太远。这种距离不仅是技术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在老家襄汾做水泥工的时候，老高也是有手机的。只是，他的手机是一部老旧的、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的 “砖头机”。正如邱林川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里所描述的那样，手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扩散从来不是信息拥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无产者（information have-nots）的绝对分野。恰恰相反，这里存在着一个广大的 “灰色地带”，即信息中下阶层。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信息传播技术，也能利用自己所接触到的互联网技术帮助自己进行社会生产和劳作，但接触到的却不是最先进和最前沿的。而千千万万如老高一样的农民工，就落在了这个灰色地带里。在智能机普及并逐渐下沉的年代，他们接触到智能手机，却懂得不多。更多的时候，他们在等待一种外来力量，一种可以突然将其拽入更先进的技术世界的外来力量。

对于老高来说，这种力量就是 “跑外卖”。

老高用 “学着跑” 来形容自己的外卖劳动，这也是很多刚入门的劳动者的现实写照。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外卖经济的用工模式与传统工厂制呈现出鲜明的分野。大规模使用信息化、无人化招工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平台不再需要像传统工厂招工那样 “挨个看人”，而是全部转由线上接入。这个过程大幅提升了招工效率，但与此同时，它也把诸多风险成本转嫁给了个体参与者。还是拿老高来说，为了送外卖，他花了一千多买了人生第一部智能手机，同时在站长的带领下连续学习使用了两个星期，才初步知道了什么是 App、如何下载，以及如何登录或退出系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学了忘，忘了学” 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有时候，他会深更半夜跑去站点找站长，只因为自己点进一个手机 App 无法退出，或者忘记了下一步如何操作。

在站长的悉心教导下，老高进步很快。他感觉自己 “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智能化的世界”，很多事情也变得清晰起来。大约半个月之后，他熟悉了 App 下载、注册、线上培训、告知通过等流程，正式成为潘家园站点的一名骑手。学习的过程虽然艰难，但老高挺高兴。不仅因为自己第一个月来北京就赚到了钱，更是因为老高觉得自己 “掌握了一门技术”，这门技术可以帮助他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

手机这东西，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学会了最好，年轻人学起来也没有那么难，一旦会了，哪个平台都可以去。以后我不在这儿（指美团专送）干了，还可以去别的平台嘛。

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让老高信心大增。后来站点里每当有新人进来，遇到不会使用智能机的情况，老高都会热情地跑上前去分享自己用手机的心得。老高也很有耐心，甚至在下午没单的时候，会主动提出帮助新来的骑手 “用手机”。一天下午，老高又在教新来的骑手下载 App，旁边经过的骑手看到了，笑着嚷嚷道：“老高教得好！但是他只会用安卓，不会用苹果！” 老高听到了，笑眯眯地抬起头说：“咱不用苹果，用苹果干啥！”

老高与智能技术的初次交锋以他的胜利过关圆满结束。在站长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跨越了技术障碍，加入到外卖劳动的大军中。随着数字劳动研究的兴起，学者倾向于将 “骑手” 定义为低准入门槛的职业，但是，诸如老高这类骑手的存在也时时提醒着我，零工就业人群的数字素养依旧是影响他们就业、生活的重要面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止到 2023 年 6 月，中国的网民规模已达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76.4%。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展现了中国在数字化的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相较于 14.55 亿的总人口，中国依旧有近 4 亿人口未能接入互联网，其中包括老人、小孩，以及诸多像老高一样的努力挣扎着的人。

我想起了有一次采访 “UU 跑腿” 一个业务大区的负责人，在提到关于手机的使用问题时，他不无感慨地回忆：

最开始的时候，2016 年，很多人没有智能机。想跑单的大叔、大哥都用诺基亚，没办法接单。那时候最大（的）困难不是说服他们来这个平台，而是在他们还没有充分对平台信任的前提下，劝说他们投入 1000 块钱，买一个新手机，把诺基亚换成智能机。因为人家没干过这个，不知道挣不挣钱，很不确定。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在未来，过着充满科技感的生活，但也总有一些人，活在当下甚至过去，对于互联网和技术一无所知。骑手们在熟悉算法之前，需要先熟练掌握手机的使用。对于千千万万像老高这样来自媒介并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骑手来说，这并不容易。走到这里，骑手们与算法的故事，才算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