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进城打工，被38岁的老板娘收留，她让我睡在她儿子的小床上

他们都不知道，在葛叔的葬礼上，我，一个外人，为什么敢冲上去给他的亲儿子葛亮一个大耳光。葛亮捂着脸，满眼怨毒地瞪着我，嘶吼着：“马建国！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是我家的事，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手？”

我没理他，转身走到葛叔的遗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我看着遗像里那个一辈子都板着脸的老人，眼眶红了。我说：“葛叔，您放心，有我在，就不会让任何人毁了婉蓉姐一辈子的心血。”

周围的亲戚邻里都炸了锅，对着我指指点点，骂我忘恩负义，骂我野心勃勃，想吞掉老葛家的家产。他们说得没错，我马建国，确实是个外人。可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得从30年前，那个潮湿的雨夜，和那张咯吱作响的小床说起。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一家叫“婉蓉纺织”的小作坊招工，管吃管住。我拼了命地挤进去，见到了老板娘，陈婉蓉。她那年38岁，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利落的发髻。她不算漂亮，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皱纹，但那双眼睛，亮得像秋天的湖水，透着一股子精明和疲惫。

她问了我几句话，看我虽然穿得破烂，但人还算干净，手脚也利索，就点了头：“行，你留下吧，先跟着老师傅学，一个月三十块，包吃住。”我当时激动得差点给她跪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

所谓的住，就是作坊后面搭的一个大通铺，十几个小伙子挤在一起，空气里全是汗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干活特别卖力，别人扛一包棉纱，我扛两包。机器坏了，我钻到油腻腻的机子下面，跟着师傅一修就是大半夜。婉蓉姐都看在眼里，偶尔会多给我一个白面馒头，说：“建国，慢点吃，别噎着。”那一刻，我觉得她就像我娘一样亲。

血一下子就顺着我的额头流了下来，我疼得眼前发黑。婉-蓉-姐闻声赶了过来，拿着手电筒一照，看到我满脸是血，当时就火了。她指着那几个闹事的工人，声音不大，但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都给我滚！明天都别来上班了！”

那几个人酒醒了一半，还想辩解，婉蓉姐冷冷地说：“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几尊大佛。”说完，她拉着我的手，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出了作坊。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她打着一把伞，大部分都遮在了我头上，自己的半边身子都湿透了。

她带我去了附近的小诊所，让医生给我包扎。缝了三针，花了好几块钱，我心疼得直抽抽。从诊所出来，我说：“老板娘，我……我回宿舍睡就行。”

我当时就愣住了，一个老板娘，带我一个打工的回家？这……这传出去像什么话？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老板娘，这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总不能让你顶着伤口睡马路吧？”她不容我分说，拉着我就走。她的家离作坊不远，是一个老式筒子楼的两居室。一进门，一股淡淡的饭菜香和肥皂味就扑面而来，那是我闻过的最好闻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桌边抽烟，看到我们进来，眉头立刻拧成了个疙瘩。他就是婉蓉姐的丈夫，姓葛，大家都叫他老葛。老葛在港务局上班，平时不怎么来作坊，但脾气臭是出了名的。

婉蓉姐把湿透的外套脱下来，一边给我找毛巾擦头发，一边说：“建国在宿舍叫人欺负了，头上还缝了针，我让他来家里住一晚。”

老葛把烟蒂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站起来，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全是审视和不信任。“家里哪有地方给他住？不怕引狼入室？”

“住我儿子那屋。”婉蓉姐淡淡地回了一句，然后就领着我往里屋走。

我站在那儿，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那张床很小，铺着蓝白格子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还带着一股阳光晒过的味道。我一个浑身汗臭、刚从血和泥里爬出来的穷小子，怎么配睡在这么干净的床上？这可是她儿子的床啊！

“婉蓉姐，我……我还是打地铺吧，我怕把床弄脏了。”我小声说。

“让你睡你就睡，哪来那么多废话。”她说着，就去柜子里给我抱被子去了，不再给我拒绝的机会。

我心里又感激，又害怕。感激婉蓉姐的心善，害怕老葛的眼神，更害怕自己会给她带来麻烦。人心隔肚皮，我不知道她的善意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从那天起，我就住在了她家。婉蓉姐没再提让我搬回宿舍的事，老葛虽然天天给我甩脸子，但也没再开口赶我走。为了报答这份恩情，我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作坊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第一个开工。晚上最后一个走，检查所有的机器和门窗。婉蓉姐教我认布料，学算账，我学得比谁都用心。不到半年，我就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徒，成了能独当一面的老师傅。

老葛对我的态度也慢慢有了变化。有一次，我发现仓库里有一批布料受了潮，再放下去就全毁了。我连夜组织人把布料搬出来，一匹一匹地晾开，挽回了几千块的损失。老葛知道后，第一次没对我横眉竖眼，而是默默递给我一支烟，虽然最后还嘟囔了一句：“算你小子机灵。”

葛亮跟我差不多大，但身上一点没有大学生的样子，油头粉面，看人的眼神都带着一股子瞧不起。他管我叫“喂”，从来不叫我的名字。他嫌我身上有“穷酸味”，嫌我占了他的房间。每次他回来，我就得搬出去，睡在作坊的仓库里。

他花钱大手大脚，总是缠着婉蓉姐要钱，婉蓉姐每次都满足他。老葛气得骂他败家子，他就跟老葛吵。有一次我亲耳听到，葛亮跟婉蓉姐说：“妈，你对一个外人比对我这个亲儿子还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婉蓉姐当时脸色就白了，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我心里堵得难受，真想冲进去替婉-蓉-姐教训他。从那以后，我心里就有了一个疙瘩。我越发不明白，婉蓉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甚至好到让她的亲儿子都嫉妒。这份恩情，太重了，重得让我喘不过气。

我当时正在外面送货，回来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红了。我二话不说，从门后抄起一根木棍，挡在了婉蓉姐面前，冲着那几个人吼：“有种冲我来，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那几个人看我一副拼命的架势，也有些发怵。我拿出自己这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一千三百二十一块五毛，一分不剩地全给了他们，才算了结了这件事。事后，婉-蓉-姐拉着我的手，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嘴里一直说：“建国，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

而她的亲儿子葛亮，从头到尾都躲在后面，连个屁都不敢放。

又过了几年，婉蓉姐的身体越来越差。那天，她把我叫到床前，老葛也在。她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拉着我，气若游丝地说：“建国，姐……可能快不行了。有件事，我瞒了你很多年。”

她告诉我，葛亮根本就不是老葛的亲生儿子。当年她和老葛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就从亲戚家抱养了一个，就是葛亮。他们一直视如己出，可葛亮从小就歪了，怎么教都教不好。她早就看出来，这个儿子是指望不上了。

“当初收留你，让你睡在亮亮的小床上，”她喘着气，眼睛却异常明亮，“一开始是可怜你，后来……后来就是在考验你。我想看看，你的人品到底怎么样。我想找一个可靠的人，一个能把我的心血托付给他的人。建国，你没让姐失望。”

我拿着那份沉甸甸的文件，眼泪再也忍不住，哭得像个孩子。原来，那张小床，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张床，而是一个考验，一个托付，一个母亲对一个外人最沉重、最无奈的期望。

婉蓉姐走后，我按照她的遗愿，接管了工厂。我把“婉蓉纺织”改名为“婉蓉实业”，拼了命地干。这些年，我把一个小作坊，做成了全市有名的企业。我给老葛买了新房子，把他当亲生父亲一样孝顺。对于葛亮，我遵守了对婉蓉姐的承诺，每个月给他一笔足够生活的生活费，但他每次都拿去赌，然后又回来找我要，我给了他无数次机会。

直到今天，老葛也走了。葛亮在葬礼上，不思追悼，却只想着怎么分家产，甚至想把公司卖掉换钱。我终于忍无可忍。

说完，我不再理会众人的哗然，径直走出了灵堂。外面阳光正好，有些刺眼。我想起了三十年前那个雨夜，那个38岁的女人，用一把伞为我撑起了一片天。她收留了我，让我睡在她儿子的小床上，却也给了我一个沉重无比的责任。

这份恩情，我马建国，这辈子都还不完。我能做的，就是守好她留下的这一切，让她在天上，能够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