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一老农频繁给中央写信，为何引起两位开国上将高度重视？

1961年的秋天，一位湖北江陵县的老农频繁给中央写信。

起初人们不以为意，谁知，这些信竟然引起了两位开国上将的高度重视。

这位老人是谁？为何他的信会引起开国上将的重视？

少年离乡

这位老人名叫侯礼祥，1912年，他出生在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的一户贫寒农家。

侯家中并不富裕，但父母还是辛苦劳作，供他上了4年私塾。

可好景不长，十几岁时，先是父亲意外身故，没过多久，母亲也因病撒手人寰。

父母离世后，他一个人离开家乡，辗转荆州，武汉等多地谋生。

17岁那年，他走到了江西，正遇到红军扩编招兵，便去报了名。

报名时，官兵问他名字，他只说了一句“礼祥”，没人问姓，记录人就随手写成了“李祥”。

这个误写的名字，从此跟了他一生，也改变了他命运的走向。

报名成功，他加入了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二营五连，这是一支经历了多次血战的劲旅。

在这支队伍里，他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

队伍中粗汉子多，识字者少，他那点私塾学识，成了“稀罕货”。

别人看不懂的标语他能念，别人不会写的名字他能写。

正因如此，他很快被调入连部做文书，可他不甘只做文书，更想拿枪上阵。

他跟随部队参加多场战斗，冲锋陷阵，从未退缩。

他打仗拼命，腿伤没好又上前线；传令途中冒着枪林弹雨也绝不耽误。

他从战士做到了班长，又从班长升为排长，再到连长、营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长征。

他所在的红一团被指定为开路先锋，负责最危险最艰难的突围任务。

那时团长是杨得志，侯礼祥担任一营营长，直接听令于他。

两人年纪相仿、理念相近、并肩作战，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战友。

在攻打腊子口时，敌军封锁严密、火力强悍，红军攻势受阻，杨得志在突击中被弹片击中，倒在血泊之中。

侯礼祥毫不犹豫冲了过去，冒着枪火、咬着牙将杨得志从火线拖出，一步步将他扛下山岭。

那一夜，他的后背血流如注，手臂几近脱臼。

之后他昏迷两天，醒来时，杨得志坐在他床头，说：“你救了我一命。”

他说不出话，只摆摆手：“咱们是战友，这都是应该的。”

从此以后，杨得志从未忘记这个救命之恩。

长征路上，他参与了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

每一场恶战里，他总冲在最前，每一段征途里，他都背着伤腿坚持到底。

那些年，他的腿伤没彻底好过，夜里常痛到难以入眠。

他也曾怕死，也曾在战火中打颤，但他始终都咬牙坚持。

隐姓埋名

1939年冬，侯礼祥刚从中央军委警卫团副团长的位置退下来，腿伤复发，行动愈发困难。

组织上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经多番商议后，让他返回老家江陵，化整为零，配合地下党开展情报工作。

就这样，他踏上了回乡的路，那一年，他27岁。

回到江陵后，为掩护身份，他在县城开了一家茶馆，作为地下联络点。

他一副忠厚模样，整日沏茶待客，实则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将日伪军情一一传送给上级。

为了更进一步打入敌人腹地，他接过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安排：担任伪政权下的“保长”。

有人骂他变节，有人戳他脊梁骨，他只是默默低头，一言不发。

只有深夜回到茶馆，他才敢翻出那本密写的联系记录，对着昏黄的油灯整理情报。

1942年，一次叛徒出卖使得江陵地下组织遭受重创，负责人紧急转移，一时无法通知所有成员。

侯礼祥成为那被遗漏的一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支撑。

那只记录着功绩与身份的皮箱，在一次敌人的突袭中被盗，里面的军功章、党员证、调令全部遗失。

终于等到解放，他的身份早已无法证明。

解放后，他曾多次向县里写信，请求核查档案，可干部查遍全县资料，查不到“侯礼祥”。

他解释当年登记错了姓，却没人相信，反而有人说他是混淆视听，编造身份。

更雪上加霜的是，有人旧账重提，翻出他“日伪时期保长”的旧职，冠以“反革命嫌疑”之名。

从此，他在熊河镇成了众人指点的对象。

他忍辱负重，咬牙为村里放牛、做箩筐，靠篾匠的手艺换口饭吃。

频繁写信

1961年国庆那天，村里放了广播，里头提到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侯礼祥捧着收音机，反复确认这个名字没错，是他曾经出生入死的老上级。

他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便开始写信，信的开头，他写道：

“尊敬的杨司令，我是李祥，三十多年前在红一团，我做您的营长。”

他写了整整五页信纸，详细陈述了自己从入伍到伤残归乡，再到丧失身份的经过。

信末，他写道：“老首长，您若还记得当年那场雪山夜战，我背您翻过山沟，那就是我，我还活着，我需要您证明我不是骗子。”

可信寄出后，他左等右等，始终未见回音。

两个月后，他又写了一封，这一次，他在信中附上了更多细节。

他翻箱倒柜地找来当年仅存的一张被水浸湿过的老照片，和信一起寄出。

之后是第三封、第四封，他的每封信都写得情真意切，句句如诉如泣，可依旧石沉大海。

村里人看他每日写信如痴如狂，渐渐议论他“疯了”，他没有回应，只是继续写信。

终于，信件穿越了层层审查与误会，被辗转送到了杨得志将军的办公桌上。

他看完信后沉默了很久，终于低声吩咐：“派人下去查，查清楚，越快越好。”

几天后，另一封信被送到了杨勇将军案头，内容如出一辙。

调查人员很快被派往江陵，他们来到那个早已破败的院落，确认了侯礼祥的身份。

调查结果汇总至北京，两位将军激动不已，但由于种种原因，侯礼祥的身份还是没能得到证明。

证明身份

直到1974年6月13日，江陵县熊河镇侯垱村，一辆黑色吉普车缓缓驶入村中。

车门打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将军在警卫搀扶下走下车。

“这就是侯礼祥住的地方？”杨得志将军问，声音低沉而坚定。

没人回答，村民们望着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议论纷纷。

不久，村干部匆匆跑来，领着将军一行人走进村尾一间低矮的土砖房。

屋里昏暗，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倚在床上闭目休息。

“礼祥！”侯礼祥猛然睁开眼，视线模糊中，他看见一张熟悉却苍老了许多的面孔站在床前。

眼神一凛，他挣扎着坐起，眼泪顺着皱纹滑落。

“首长……您终于来了……”他哽咽着，嘴唇颤抖。

“我来晚了。”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指尖微颤，“对不起你，兄弟。”

短暂的问候后，将军坐在床边细细询问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切，侯礼祥一五一十、断断续续地讲述。

分别时，杨得志从随身带来的包里拿出200元钱和几张粮票，递到侯礼祥手里。

“我暂时就能帮你这些，等我回去，立即着手恢复你的身份。”

侯礼祥用尽力气将手放在胸口，一字一句地说：“我不缺吃穿，我只要一个清白。”

离开江陵后，杨得志将军当即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侯礼祥的身份。

不久，另一封证明信也由杨勇将军递交至湖北省委。

这封证明信还表明，他曾在组织安排下执行地下任务多年，其“保长”身份是为了为掩护身份，并非汉奸。

江陵县委对此事慎之又慎，成立专案调查组，重新翻查1930年代红军战士档案。

当工作人员在破旧的卷宗夹缝中翻出一份登记表，表上“李祥”三个字赫然在目。

照片虽已泛黄模糊，但那笔迹、那年岁、那入伍时间，都与侯礼祥所言分毫不差。

终于，在一份入党登记表上，调查组发现了那行小字的批注：“登记者误听‘礼祥’，作‘李祥’。”

1975年1月，江陵县委正式下达审查结论：侯礼祥系老红军、共产党员，身份真实可靠。

随着通报下发，他的红军干部身份恢复，待遇也补发了。

他还被认定为“二级甲等残疾军人”，每月可以领取补贴，医疗费用全额报销。

这份红头文件送到他家中时，侯礼祥颤颤巍巍地捧着，看了许久，最后轻轻叹了口气：“三十年总算没白等。”

1991年冬，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乡亲们为他举办了一个朴素而庄重的葬礼，县里送来了挽联和慰问金。

他的一生，曾是万众瞩目的红军营长，也做过无人信的放牛老人。

三十年的沉默，没有磨灭他的信仰；三十年的质疑，也未撼动他的初心。

而我们，也终该记得，这个平凡又伟大的老兵，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铭记，才是对信仰最深沉的敬礼。